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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去年12月22日晚,人民大会堂,“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隆重举行,90岁的郭兰英在年轻歌唱家张也、王宏伟、刘和刚等人的簇拥下,登上舞台,又一次放声高唱了《我的祖国》。
郭兰英一生创造性地演绎了《妇女自由歌》《夫妻识字》《翻身道情》《北风吹》《恨是高山仇是海》《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五月儿明》等歌曲,这些歌现在都已成了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声历史的一部分。
正如一位老艺术家说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兰英依然代表着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最高成就。她是大家、是高峰,她以独具的光彩,映照着音乐艺术的大千世界。”
人们都说郭兰英的歌“有味”,有中国人的味儿,有中国大地的味儿!
那她的“味儿”又是怎样炼成的呢?

 



枕着腿睡到半夜,师父来敲打“换腿”,腿在哪里?
因为贫困,郭兰英很小就唱了晋剧。那时,她身材矮小,人还没有道具刀高,上台都需要人把她抱上去。
郭兰英说:“我是边学边唱,才四五岁,就跟着师父在农村演出了。这里唱完,要赶去下一个台口。师父总是把我放在驴背上,两边都是服装道具,还有被子什么的。我就坐在中间,屁股底下垫个褥子。一开始,我只能跑个丫鬟什么的,也就是龙套,但我没打过旗子。六岁时,开始演小武生,演《武松杀嫂》,我拿的刀比我的个儿都高。俩小孩往那台上一站,下边就‘嗷嗷’的,观众喜欢看,我演得也带劲。后来,师父看我跟斗翻得好,就叫我演刀马旦了。师父对我们要求很严,为了练功,睡觉时,后脑勺要枕在脚上。前半夜,把左腿搬到后面去,把头枕在左脚上;后半夜,再换右腿。该换腿的时候,师父会过来用棍子敲,他总是一边敲,一边喊:‘换腿了,换腿了。快点,快点,我还要睡觉呢!’可是,快得了吗?整条腿拿下来的时候,都是木的,完全没有知觉。我就在心里嘀咕:‘师父,赶情不是您的腿啊!’五点不到,师父就又来了敲,‘起床了,起床了……’这师父当得也是不容易,他也不能偷懒。”
大约是在1942年,12岁的郭兰英来到太原,并又换了一个师父,新师父叫张春林。据《晋剧百年史话》,张出生的1886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二年。他教郭兰英的时候,应该已是56岁了。在跟了张春林后,据郭兰英回忆说:“每天清晨四点,就空着肚子到野外去练声。开始,并不大唱,而是‘喊嗓子’。师父教我们喊‘唔’和‘啊’(‘唔’是闭口音,‘啊’是开口音),喊‘唔’时,气是由小肚子里出来(实际上,这是一种以小腹的肌肉运动,使胸腔扩张与收缩,从而达到进气与出气的呼吸法,并非真的能把气吸进小肚子里去),经过鼻腔,再从嗓子里发来。喊‘啊’时,气也是从小肚子出来,但不需要经鼻腔,直接从嗓子里发出,声音是圆的。无论是喊‘唔’还是‘啊’,都有高低音的变化。”
“这样,‘唔唔’‘啊啊’地喊上二十分钟,嗓子里就‘热火’了,也就是“润”了。接下去,再练‘道白’。道白的声调比唱要低一些,比说话要高一些,在每一句道白中,也是有高有低,有强有弱。我初学时,常练的一段道白是《三娘教子》里的。等念到‘出溜儿’了(即嗓子眼儿润滑了),才正式用戏中的腔调来练习。喊嗓子和念道白都是在为练唱做准备。当时,不管身体好坏,我们每天都会不间断地练声三四个钟点。
“师父教唱,都是根据徒弟的具体情况,挑适合的教。鼻音太重的,就光念道白,发声的位置找不对,也不许唱。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毛病,且你今天的毛病和明天的毛病,也是不一样的,这就看师父的功力了,好的师父,只要听你喊上两句嗓子,那你今天有啥毛病,他就全明白了。教我们唱的,并不是一个师父,是几个师父轮着教,因为每个师父擅长的戏,也是不一样的,但方法是统一的,所以虽然换了人,也并不妨碍教学。
“声音能运用自如,必须掌握几种位置,即:靠前、靠后、靠里、靠外、中音,及‘脑后摘筋’(指头腔共鸣)。靠前的音不能用小肚子发,而是逼在前面的。中音是从小肚子里出来的,因为它是用下面的气顶上来的,所以也最圆润最充实。‘脑后摘筋’就是要把声音绕到脑后,再发出来。这几种声音,不能单用一种,要综合起来运用,虽然位置不同,发音的原理却是一样的。“我们那时的作息,基本上是早晨四点到八点,去海子边练声。北方冬天的早晨,寒风凛冽。但不管天有多冷、风有多大,我们都是去海子边练声。师父还总要求我们要伏在冰面上练声,直到把坚硬的冰哈出一个洞来才算完。有时候,你身体不舒服,也必须坚持住,如果你偷懒了,被师父看到,就会挨打。
“大约八点左右,回到住的地方,吃早饭。早饭后,还要练两个小时的武功。然后,是师父给点评,说你今天哪儿哪儿练得不够好,然后,你自己就再接着去练。12点,吃午饭。饭后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又开始‘吊嗓子’了。吊好了,师父才给说戏。因为那时候戏班子里的师徒基本上都不识字,戏文是装在师父的肚子里的。所以,都是师父一句一句地教,徒弟一句一句地记,这就叫口传心授。晚饭一般吃得比较早,大约四点半就吃了。吃过晚饭,就该准备去戏园子了。今天没你的戏,你也得去,因为看别人演戏,也是学习。等戏演完,从戏园子回到家,一般都到了夜里12点了,等睡下,就更晚了。经常,我们一天睡觉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了。”
“睡觉也不消停,还得枕着腿睡。这就是一个学戏孩子的一天。那句老话是怎么说得来着,‘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你想日后成为‘人上人’,就必须先要受这‘苦中苦’,尤其是唱戏这行,没有捷径可走……”

转折,发生在1946年
1946年,郭兰英所在的戏班来到张家口演出。这时,郭兰英已成为了班中的“头牌”。当时,张家口的一个剧院,正在演出新歌剧《白毛女》。郭兰英说:“当时,我在张家口演晋剧,满城都传开了,说《白毛女》怎么怎么好。因为我天天都有演出,所以也没有时间去看。有一天,我演一个比较短的折子戏《血手印》,而且是在最后。到了戏园子以后,我看离我上台还有两三个小时,于是,我就跑去了人民剧院,看了《白毛女》。”
后来,郭兰英在《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一文中说:“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还说是‘歌剧’,我也不知道歌剧是什么样的。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那天,我兴冲冲地跑去看了《白毛女》。这戏还真是好,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已演了好多年的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是很少激动的。可那天,我在看《白毛女》时,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那么一边看,一边流眼泪。想止都止不住。”(未完待续)
据《北京青年报》刘红庆/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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