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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的展映单元中,有一个专属于咱们北京的子单元——北京城事。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以在电影院里看到儿时的美好回忆,不了解北京的朋友,可以在银幕上领略旧时光里关于北京的点点滴滴。一部电影,可以让我们回想起一座城市曾经的样貌,以及曾经那些灿烂的、简单的、未曾改变的日子……
  一首《送别》,勾起多少人青春的回忆,这首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送别曲,每次响起来都会在脑海中伴着几张旧时的剪影,北京的城垛颓垣、残阳驼铃、闹市僻巷,以及胡同的四合院里,一个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梳着学生头的小姑娘……
  电影《城南旧事》,改编自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同名中篇小说,由吴贻弓执导,沈洁、郑振瑶、张闽、张丰毅等主演,1983年于中国内地上映。影片透过小女孩英子的目光,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

 

“小英子”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1982年,剧组来北京拍摄时,已经拍不到林海音原著中描写的原汁原味的南城街道和胡同了。影片中除了“疯女人”家小院子和片尾的西山红叶是真实的之外,其他都是剧组搭的景。所以这也让当时拍一部影片的平均资金是29万元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城南旧事》上花了57万元。
  电影里饰演小英子的沈洁,1972年出生于上海杨浦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戏剧爱好者,小沈洁小学一年级便到少年宫学习表演,后来在上海电视台少儿演播组进行过专门的训练。尽管后来沈洁的影视作品不多,但仅凭《城南旧事》一部经典,便让看过的人再也忘不了。那双灵动的大眼睛的特写镜头,彻底征服了无数观众,深深的定格在人们的脑海中,小沈洁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童星。沈洁说《城南旧事》是她的一个童年纪念,她很幸运能参加这部电影的拍摄,《城南旧事》给了她一个特别的童年,也影响了她以后的生活。
  沈洁高中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在那里,她感受到《城南旧事》的深远影响。据她回忆说:“在我就读的大学里,有一次我经过一个教室,突然听到有我在《城南旧事》里的声音,还有‘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后来才知道那里是在上中文课,《城南旧事》就是一个教材。”所以后来,当同学们知道了沈洁的身份后,她就顺理成章地在一些大学里做介绍中国文化的演讲,或者教当地的日本学生学习中文,久而久之,她也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名使者。

 

郊区大妈帮“宋妈”找到角色

 

  《城南旧事》以“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为基调,采用串珠式的结构方式,串联起了英子与疯女秀贞、英子与小偷、英子与宋妈三段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而其中,同小英子一样,宋妈也是全片贯穿始终的一个角色。
  扮演宋妈的郑振瑶,在1954年她18岁的时候,考上了当时戏剧表演的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来到了北京。郑振瑶说:“在北京四年读书,很重要的,这四年读书给我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洗衣、做饭、什么都得自己做……”
  郑振瑶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团做演员,但是在那里,她饰演的大多角色都是公主、贵妇或者知识分子,而对于宋妈这个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却很陌生,即使在剧组,导演吴贻弓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信任,她仍然把握不好这个角色,而就在这时,一位北京郊区的大娘帮助了她。
  郑振瑶回忆:“在武功村那四个月,住在那个大娘家,大娘对我很好,我就想,宋妈身上就带着这种劳动妇女淳朴、善良,她的感情有时候不外露的。”郑振瑶说跟小演员的合作,也有很多收获,因为孩子已经把戏当成真的了:“演小英子的弟弟张小宇那时候才三岁多,我每天都要跟他们相处得很好,最后我慢慢下意识感觉,他们就像小主人了。他上厕所我会带着他去,我会关心他。小英子她的衣服脏了,我会帮她去弄一弄……”

 

费翔姥姥家的四合院

 

  半个多世纪前,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漂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发生了这一连串的故事。巧合的是,和电影里小英子一样,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个人,从台湾而来,和一个北京的四合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就是1987年,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费翔。
  “我姥姥住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四合院,我见到她的时候,这个四合院已经非常的破旧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姥姥,我可以给你买一个新房子,你可以住的稍微舒服一点,可是她就非常坚决的说,不要,她不想要。”
  费翔说,他见到他姥姥的时候,就是每天过去跟她坐一会儿,陪陪她:“姥姥也带我走一走,她给我介绍花市上二条所有的邻居,每一个邻居碰到就要停下来,聊聊天,聊完了,继续走。”

 

大杂院的情怀

 

  和影片《本命年》中这个爱替别人操心的罗大妈一样,谁家的孩子结婚了、谁家的老人生病了,谁家添丁了,谁家今儿做什么好吃的了,张家长李家短,大杂院里的人们生活中好像很多事都是为了“别人”,而这也正体现了大杂院独有的情怀。
  姜文在《本命年》中,饰演了一个 “大男孩”,李慧泉。他在24岁,这个充满矛盾和困惑的年龄,人生的第二个本命年依然茫然,依然不务正业,依然觉得青春不是很酷,而是很残酷。
  影片中,李慧泉练摊儿的经历,是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写照。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随之而来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年后,从各地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大约有四十万的知识青年返京,加上刚刚中学毕业,已经不需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的青年学生,这些在城市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被统称为“待业青年”。之后,他们有的走上了“李慧泉”的道路,成了个体户,有的被分配到国营单位当起了工人。工作的问题是解决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他们头疼,那就是住。
  一部名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电视剧,让许多北京人从张大民的生活中看到了自己当时居住条件的窘迫。剧中一棵从临时搭建起来的房中穿顶而出的小树,让人们感到幽默又心酸,也让人民感受到了北京人乐天、坚韧的秉性。

 

筒子楼里的家长里短

 

  上世纪80年代初,职工住宅的需求出现了高速增长,单位又无力解决,于是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公用的筒子楼里,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景观。而在住房紧张的年代,原本属于隐私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信息却不得不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是许多人不得不面临的无奈。但筒子楼里的生活经历,留给人们的也并不尽是忐忑仓皇的色彩。在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邻居》中,下班做饭的场景,唤起的更多是温暖的记忆。
  局促的空间,几代人蜗居在一居室里。楼道走廊里,搭个灶台就是厨房,谁家炒个菜整层楼都是“人间烟火”。但就是这样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天天一起吃饭、聊天,彼此照应。这种“远亲不如近邻”的感情,好像也成为了专属于那个年代的回忆。而在离这幢筒子楼不远的东城区的一个部队大院里,一群孩子的青春也在这个值得品味的年代绽放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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