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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于蓝,首先浮现在大家脑海中的,定是诞生于半个世纪以前、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而成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扮演“江姐”的于蓝凭借其在影片中细腻生动的表演被无数观众所喜爱;改革开放后,于蓝退居幕后,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奔走呼号;而今,她在这栋宿舍楼的一间小屋子里安享晚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老人的家并不宽敞,布置稍显简陋。窗台上摆放着于蓝所获得的荣誉奖杯,墙壁上悬挂的“红梅”二字则令人眼前一亮,还有一些已经泛黄发旧的老照片……它们都在默默诉说着,这位已经98岁高龄的老艺术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流光溢彩。

 

辉煌岁月 使人们铭记“江姐”

 

      在众多老照片里,最为惹人注目的是挂在墙壁上的一张周恩来总理接见她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周总理握着于蓝的手,于蓝一头短发,穿着干净利索,笑容灿烂。之所以有这张照片,是因为当时于蓝在电影《革命家庭》中饰演的“周莲”得到了周总理的好评。《革命家庭》给于蓝带来了许多荣誉,其中就包括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在剧中,于蓝成功塑造了由普通家庭妇女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女主人公周莲。周总理赞扬了于蓝在《革命家庭》里的表演,对记者们说:“于蓝演了一个好妈妈。”
      戏中,于蓝需要从16岁少女演起一直到成为老太太,由于当时受到化装技术的限制,要化成老太太非常难。对于这段表演,于蓝个人并不算满意,“往脸上贴了好多的纸,那些纸又跟动作不协调,所以我认为老太太那一段并不是很成功。”
     1965年,于蓝迎来了电影生涯中的巅峰之作《烈火中永生》。如果可以用声音表达心中对江姐的怀念,一首《红梅赞》足矣,如果在头脑中寻找江姐的形象,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于蓝。在影片中于蓝凭借细腻的表演,塑造了有血有肉、重感情的“江姐”形象。“江姐对丈夫的爱,埋得很深。”说起江姐这一角色,于蓝总有说不完的话。她脑海里的江姐,有着一种特殊的冷静与克制,“得知丈夫牺牲了,她在年轻人面前没有哭,怕引起恐慌。而夜里,她裹在被子里压着嗓子哭。”正是因为于蓝既演出了江姐作为革命烈士的大无畏精神,又演出了她作为一个平凡女子的隐忍和牺牲,才让江姐这一角色如此深入人心。“我自己认为主要是烈士本身的事迹感动了人、教育了人。”于蓝摆摆手,谦虚道,“这个角色使人信任、感到亲切,那么就算演成功了。并不是我这个演员有多么了不起。”早在青少年时期,于蓝作为“鲁艺”的一员在抗战期间下乡为群众们表演话剧时,便树立起了扎根生活的念头,“要深入生活,生活就是创作的源泉。”回想起那段时光,于蓝认为自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演员,“这是我真正的文艺思想的启蒙。”这样的信念也贯穿了于蓝日后的电影生涯。在《龙须沟》中,她饰演的是一位有着多重性格的北京妇女“程娘子”。起初,于蓝还不确定自己能否将这个角色演好演活,“那个时候我怀着田壮壮,走了好多大杂院,走得腿都肿了。”怀着身孕的于蓝还去了天桥一带观摩老百姓的生活,观察卖大饼的小媳妇们说话时的姿态,去了德胜门晓市上揣摩妇女数票子时的神态和用鸡毛掸子时的动作幅度,“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形象,心里头还是没有底气。”直到有一天,于蓝碰见了宿舍门房苏宝三的妻子苏嫂,苏嫂在和于蓝对话时候的“阵势”让于蓝将她与程娘子联系起来,“她那有气魄有胆量的劲头全出来了,透着对人真诚的关心。”于蓝决定观察这位苏嫂,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后来,我就和她们生活工作融在一块,一下子就找到这个角色。”
      “在我自己的表演生涯中,每个角色诞生的过程,都给我带来了许多难忘而幸福的经历。”为了演好演活自己的角色,于蓝很感激自己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民群众, “他们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给了我创作的依据和创作的活力。”“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于蓝用她的艺术生涯,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做了完美的诠释。

 

从未停歇 为儿童电影奔走呼号

 

      改革开放后,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已经60岁的于蓝受命组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谈起自己当厂长的经历,于蓝说,“我之前没做过领导工作,我那时就想把大家都团结起来,把大家的工作都安排好。”于蓝认为,作为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必须完全献身于儿童电影事业。尽管人生已经迈入花甲之年,但她却让中国儿童电影升起一轮朝阳。
      于蓝回忆,儿影厂成立之初条件非常艰苦。刚成立时,厂房设在北影厂传达室边一排杨树后临时建造的一排极其简陋的平房,一些拍摄设备和办公用具都是于蓝向厂家打欠条赊账借来的。1983年的冬天,于蓝在平房办公时,“办公室门后的弹簧断了,那门瞬间弹了回来,夹到了右手的手指。”我们听着揪心,她却轻描淡写地继续说着,“到了医院,医生说接上断指康复得20多天。我嫌太长影响工作,就让他直接缝上伤口算了。”将伤口缝合后,于蓝便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再艰苦的条件也阻挡不了于蓝带领儿影厂前进的步伐,在于蓝任厂长期间,儿影厂给全国人民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四个小伙伴》获1982年第12届季福尼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应声阿哥》获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儿童故事片奖;《少年彭德怀》获1986年第6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
      于蓝及其带领的儿影厂如同路灯一般照亮了儿童电影前进的道路,经过了彻夜的努力,才无愧地领受一缕晨光的抚慰。虽然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于蓝并不满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影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相较于其他类型电影的百花齐放,儿童片的发展就相形见绌了。“那时候一到‘六一’儿童节,我这心里就愧得慌,拿不出好片子给孩子们贺节。”直到今天,我们和她谈起当时儿影厂所获得的成绩时,于蓝仍有些自责。她给我们简单算了一下,当时中国一年拍摄了八十多部故事片,其中只有三部是儿童片,“我是儿童电影的头头,却不能给孩子们送去丰富多彩的儿童片。我愧对三亿儿童。”
      除了全心全力地为少年儿童呈现佳作之外,于蓝在呼吁国家和社会关心儿童电影发展、为儿童电影制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等方面,也从未停止过她忙碌的脚步。在儿影厂成立五周年之际,于蓝联合中国影协发起成立了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设立了中国电影童牛奖,以奖励优秀儿童少年影片、表彰取得优秀成绩的儿童少年电影工作者,“儿童电影有了向心力,不再是散兵游勇。”于蓝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提交了关于发展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和前景展望的提案。1994年,于蓝还曾撰文呼吁“救救儿童电影”。
      虽然儿童电影事业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但于蓝仍充满着期待:“不管怎么说,还是会有人为儿童片努力,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我相信终归会出现好影片,能够得到孩子们的喜欢。”岁月荏苒,光阴如歌,于蓝的老朋友秦怡在她90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祝寿词,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于蓝的一生:“红心塑造英雄,真情培育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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