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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磊:小写的字 大写的人

——追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员

作者:夯石(张琳)/文 肖振邦/摄  来源:  时间:2019-09-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笔者不由得想起5年前离开我们的空军指挥学院原歼击战术教研室专家阎磊,他曾在70年前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2011年9月21日,国庆节前夕,笔者和空军退休干部肖邦振一起拜望了阎磊老先生。在北京西郊空军某干休所的一处单元房,阎磊和老伴杨素勤热情地接待我们,采访时几度哽咽落泪,拍照特意选了一束梅花作为背景,临别时更题词相赠……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记得当时肖邦振老师反复向我介绍:现在唯一健在的带弹受阅飞行员就是86岁高龄的阎老了。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受阅飞行中,只有赵大海、阎磊、王玉珂和邓仲卿这4名飞行员是奉命带弹飞行,赵大海于1951年7月9日在抗美援朝驾机作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王玉珂于1949年12月3日在上海试飞“蚊”式轰炸机时,为挽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年仅25岁;邓仲卿因病于2010年9月18日在武汉逝世,享年91岁。
      时隔三年的2014年9月,阎老在与帕金森重症顽强搏斗多年后与世长辞,得知噩耗后我和肖邦振老师心情都很沉重。犹记得采访中阎老对笔者说过的那句话:“共产党从我驾机起义的那一天起就没拿我当外人。”当说到最后几个字时,阎老强忍悲声,仿佛“走丢”的孩子终于回到母亲怀抱……
      那次采访临近结束,我提议:“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今年是您驾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62周年,您能写几个字表达一下心情吗?”
      在笔者和肖老师的搀扶下,阎老艰难地走到客厅的桌子前,屋内的人都屏住呼吸,老伴一脸担心,肖老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目光则随着阎老手中的笔一个字一个字地移动——“62年前,我驾机飞过天安门,迎接新中国诞生”,一行娟秀的字迹就这样从一个“帕金森病”患者的笔下“流淌而出”,我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写完最后一个字,阎老的头和手乃至身体都快速地抖动起来,脸上却呈现出一种孩子般的喜悦和幸福。
      当听到笔者夸奖他的字工整、流畅,还写得那么“小”时,阎老说:“得这个病,字会写得越来越小,还斜着。”
      小写的字,大写的人。9月里,再次端详阎老亲笔题写的首日封,8年时光,一访,一闻,一念,心头油然生出无限感慨。

 

2011年9月21日,笔者采访阎老

闫磊题词

闫磊题词首日封

 

【国庆情结】
曾肩负党和人民给予的最大信任和神圣使命

      70年前的1949年1月14日,阎磊驾机起义,撕破暗夜、投向光明,翻开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页,时隔几个月的开国大典上,他肩负着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最大信任、荣耀和神圣使命,“带弹”飞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文革”中,他受到林彪集团的迫害,被冠以“美蒋特务”之名强制劳动改造,身心遭受巨大摧残;当他的冤屈得到平反后,他不顾得失、无怨无悔地为国民党起义人员的落实政策工作四处奔走;从1996年脑瘤手术后直面病魔,以顽强的毅力恢复身体机能,到晚年身患“帕金森”重症,却依然乐观、积极地生活……
      阎老的妻子杨素勤老师介绍说:每年的国庆节,阎老的心情都格外激动,电视上每一个与开国大典、与国庆节有关的镜头,他都目不转睛、仔仔细细地观看。的确,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观众,参加开国大典之后的1950年五一节、国庆节,他又两次光荣地参加了受阅飞行……阎老生前介绍说:“当年开国大典时的‘带弹飞行’,并不是携带炸弹飞行,而是指携带的子弹(或炮弹) 能够在空中上膛,遇有敌情可随时投入战斗。”
      阎磊和赵大海当年参加受阅时驾驶的是美国制造的P—51战斗机,这种飞机配备有6门12.7毫米的机枪;王玉珂和邓仲卿驾驶的是“蚊”式轰炸机,配备有4门20毫米航炮和4门12.7毫米的机枪。一般情况下,战斗机都是带机枪子弹(或炮弹)飞行的,只有像受阅飞行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航空武器和弹药是分离的。在空中飞行时,飞行员无法操纵航空武器的弹药上膛。受阅前地勤人员要专门清退武器和弹药,并确保万无一失。因此,开国大典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1996年,阎老做了脑瘤手术,取出一个鸡蛋大的瘤子,阎老以顽强的毅力锻炼身体,在老伴的悉心照料下,身体很快得到恢复,而2001年,他又患上了“帕金森”病。就在采访当天的下午,他还要去医院输液。
      阎老家客厅的方桌上压着一张纸,上面详列了“帕金森”病需要服用的一长串药名。杨素勤老师说:“他现在的身体按理说不适宜接受采访,因为每次采访他都很激动,这对他的脑子和身体都不好。但只要是谈开国大典,他就特别兴奋,拦也拦不住。”近些年,阎老多次接受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的采访,为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留下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而每一次阎老都要忍受巨大的病痛折磨。
 

【追随兄长】
医官得知是阎雷胞弟,破例让他体检

 

      阎磊的一生,堪称传奇。他原名阎承荫(驾机起义后改名为阎磊),1925年1月25日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镇龙眼泉屯的一个农村家庭,幼时父亲在外工作,阎磊在兄弟8人中排行老六,随祖父母在家乡读书。1936年祖父病故,全家从东北迁到天津。1936年,阎磊的三哥阎雷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0期,以飞行单科第一的成绩毕业,后留在国民党空军昆明学校,一边进行战斗训练,一边担任昆明的空中警戒。1939年夏天,日本侵略军经常派飞机轰炸重庆等大后方城市。那时,日本重型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常采用9机编队的密集队形轰炸。国民党空军虽奋力搏杀,但人、机损伤甚重。阎雷开始研究如何打击大编队敌机的战术,他提出从敌机群上方抢占有利的位置投弹杀伤敌机,即采用降落伞定时的“空中爆炸”法,迫使敌机群分散,以利我机各个歼击。学校支持并确定由阎雷担当试验任务。1940年夏天,阎雷从昆明专门调到驻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国民党空军4大队,向分队长以上人员介绍了“空中轰炸敌机群的战法”,并请重庆兵工厂赶制小型定时炸弹。
      1940年8月20日,日本20多个9机大编队机群,再次轰炸重庆。阎雷所在的4大队飞行员采用阎雷的办法挂上了小炸弹驾机迎敌。当他们爬高到12000英尺时,敌机正在下方3000英尺处。于是5架飞机立即组成V字队形向敌机群俯冲,在敌机大编队500英尺上空投掷了全部炸弹,炸弹在敌机上空爆炸令敌机狼狈逃窜。此役令阎雷名声大噪并受到嘉奖。1941年12月,日寇飞机常从越南边境进袭我国当时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阎雷又研制了延时炸弹,决定在实战前由自己先行试验。1942年6月4日,阎雷从昆明巫家坝机场挂弹起飞,由于炸弹和挂弹架不配套,阎雷只好用铁丝捆了捆。当时,机场场地不平整,飞机颠簸着滑行到起飞线,正要加速准备起飞时,突然一颗炸弹脱落爆炸,年仅24岁的阎雷壮烈牺牲。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为阎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43年冬,正在北平志成中学(现北京35中)读高中3年级的阎磊,被哥哥阎雷为国捐躯的事迹感动、激励,他背着家庭,独自一人离开沦陷区北平,经同学介绍欲去内地参加青年军。他从北平南下徐州,再转道商丘,通过日寇封锁线到达西安。此时阎磊已身无分文,不得已投奔了校部设在陕西省凤翔县的“战区青年就学辅导处”。当时,国民党担心青年学生北上延安,所以在西安设了一个办事处,还建立了一个“黄埔七分校”,争夺青年人。在这里,阎磊第一次穿上军装。由于学校腐败,学生们生活异常艰苦,每天吃的是小米面馍,10多个人挤在一间房里,睡冰凉的土炕。不久,阎磊离开学校到达重庆,正值国民党空军招考出国受训的飞行学员,可惜报名期限已过,而负责体检的空军医官得知他是阎雷的胞弟后,破例让他参加考核和体检,最终被录取。
      1944年6月,阎磊从重庆乘坐军用飞机到昆明,作为空军军官学校第22期学员,在那里进行入伍训练。11月28日这一期学员98人从昆明乘C-46美军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直抵印度的阿萨姆省(今属巴基斯坦)丛林中新建的苏克拉机场,随后到达已经迁至此地的空军军官学校初级飞行训练基地(因当时国内常有日机轰炸,已无法进行正常的飞行训练)。飞行学员经过美国顾问的飞行考试,合格后才允许到美国航空学校深造。1945年4月,阎磊一行74名(其中有24人被陆续淘汰)学员离开腊河,乘坐2万2千吨的美国大型军用运输舰赴美。漫长的航行中,为了防止日本潜艇袭击,一直有美舰护送。运输舰经过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洋、红海,北穿苏伊士运河,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再横渡大西洋,直抵美国东海岸诺福克军港。5月8日,途中得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舰人员无不欢欣鼓舞。9月2日,阎磊和同伴在美国西海岸洛杉矶开始接受地面训练,然后再进行初、中、高级飞行训练,每一阶段都要转移一个机场,到毕业时能飞战斗机的仅剩阎磊等28人,阎磊获中、美飞鹰胸章各1枚及毕业证书,被提升为准尉军官,半年后晋升少尉。

 

【堂姐来信】
要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中国人

      回国后,阎磊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第7中队,驻防徐州。当时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经爆发,反共反人民的嘴脸已经暴露无遗。阎磊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当初自己报考空军学校,就是为了抗击日寇、保家卫国,没想到日寇投降后,等待他的却是“兄弟相残”,老百姓又将被推进痛苦的深渊!1947年夏,阎磊调到济南空军第3大队28中队任中尉飞行员,每当他驾机飞过城镇、村庄时,都痛苦至极。
      1948年中秋节,济南解放,阎磊所在的28中队撤往青岛,不久又撤退到徐州。阎磊从作战地图上看到,国民党黄伯韬、黄维两个精锐兵团已在苏北碾庄、双堆集相继被击败。国民党空军撤退到南京,30多架“野马”式P-51战斗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依次着陆,停机坪上摆满了100多架各种作战飞机。淮海地区是南京的咽喉,徐州、蚌埠一丢,南京大门就敞开了。事关前途命运,国民党当局不能不下血本力保。国民党空军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兵力用于淮海战场,飞机天天出动,达官贵人忙碌着向台湾转移财产和眷属,南京城内混乱不堪。阎磊对内战的厌恶已达到极点,他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心。其实,通过夜深人静时收听解放区广播、翻阅进步书籍,阎磊早就产生了投奔共产党的想法。12月上旬,阎磊收到在中共情报部门工作的堂姐阎闾从天津发来的信,信中说:“承荫弟,别来无恙。听说你在空军中混得不错,甚喜!姐唯望你在把炸弹投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不要忘记你效法阎雷参加空军的爱国初衷,能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中国人。现在气候变化很快,望你珍重。如你感到不适,可想办法找姐……”阎磊读了堂姐的信,只觉得脸颊发烧,手在颤抖,追悔、委屈、羞愧交织在心头……他从收听广播中得知人民解放军已攻克济南,遂决定驾机起义。但当时国民党对飞行员的控制很严,执行任务不许单独飞行。而堂姐的信,最终使他下决心寻求新生。

【弃暗投明】
驾机过了徐州阎磊索性关掉了无线电

      多年后回忆驾机起义的那一幕,阎老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每一步都紧张、惊险,环环相扣,镜头感十足,一步错则万劫不复——
      1949年1月14日清晨,一层薄雾笼罩着南京大校场机场,偶有笨重的运输机起飞降落,打破了机场的寂静……上尉分队长汪梦泉和阎磊一前一后,夹着飞行地图向停机坪走去。这次两人飞行的任务,是分头侦察从蚌埠到徐州铁路两侧地面部队的移动情况。机场上停放着两架“野马”式P-51战斗机,机械人员已经加油、充气,还装上了6枚燃烧弹和两枚小型炸弹。
      飞机起飞半个小时后到达蚌埠上空。“335(阎磊的代号),注意跟上,保持联络。”阎磊故意来回按动无线电钮,让汪梦泉耳机里发出“啪、啪”的杂音。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报告331,无线电有些故障。”飞机在700米高度向北飞行,阎磊逐渐同汪梦泉拉开了距离。过了蚌埠,太阳已经升高,雾气开始消散,津浦线依稀出现在下方。“335,按预定方案,我在铁路东侧,你在铁路西侧,侦察共军。335,听见没有,请回答。”“335明白,徐州上空会合。”阎磊设法在此甩脱汪梦泉,汪梦泉在前方按计划作右转弯,阎磊则作左转弯,从此两匹“野马”分道而驰。
      当罗盘重新指向正北方向时,辽阔的华东大地上空,旭日放出灿烂的光芒,阎磊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决定抓住此次分头侦察机会起义,飞往已经解放的济南机场。去年9月以前,阎磊就在济南驻防过,熟悉机场位置。阎磊压杆降低飞行高度,加油门,全速,40分钟后,“野马”就越过了徐州。“335,你在哪里?请回答。” 汪梦泉呼叫阎磊。“331,我在徐州西南,发现共军车队,准备攻击,请你支援。”阎磊一边回答,一边来回按动按钮。“335,在哪里发现共军?”汪梦泉继续呼叫。“徐州西南……”待飞机过了徐州,阎磊索性关掉了无线电,让分队长到徐州西南去找吧……
      42年后的1991年9月的一天,已经退役的国民党军将官汪梦泉到北京探亲,头戴鸭舌帽的阎磊专程到机场迎接,他见面就喊道:“教官!”阎磊说自己当年驾机起义是计划多时的行动,而汪梦泉则半开玩笑道:“你还不错,走时没有从后面用冷枪打我!”

 

1955年,阎磊被授予大尉军衔

 

【走向新生】
在人们簇拥下阎磊振臂高呼:解放了!

      为了减轻飞机负担,阎磊将两枚未打开保险插销的炸弹扔进微山湖。机翼下,时而可见被炸毁的军用大卡车、榴弹炮、坦克,国民党邱清泉、李弥兵团已于几天前在这里全军覆灭!由于前两天B-24轰炸机袭击过济南市区,因此,当阎磊驾驶飞机经过1个半小时飞行,终于到达济南上空时,地面以为敌机又来轰炸了,人们纷纷奔跑躲避。阎磊立即从机场上空拉起作半筋斗转弯准备着陆,一串串曳光弹从机翼前掠过,好险啊!地面并不明白自己的意图。于是,阎磊迅速放下起落架,立即着陆,地面才看出是一架起义飞机。
      当飞机落地后阎磊打开座舱盖,并站起来摇手示意时,欢呼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飞机,一双双热诚的手伸过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同志,欢迎你!你解放啦!”在人们的簇拥下,阎磊振臂高呼:解放了!解放了!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人生。
      济南警备司令部很快送来一套新棉军服,一位领导亲自给阎磊换上。阎磊面带笑容地说:“穿上人民解放军的服装,感到非常温暖!”阎磊驾机起义在济南成了一大新闻,《大众日报》《新民主日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纷纷赶来采访。一天下午,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前来看望阎磊,他无意间看到张副司令员的胳膊肘下有个碗口大的补丁,膝盖处也有一块补丁,共产党的战区司令竟然还穿补丁衣服!短短几天他看到了解放区官兵平等、朴实、和谐,以及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激昂士气,深深领悟到:共产党军队尽管装备落后,物质匮乏,但依然能打胜仗、得天下,其根本原因是得民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天津解放不久,张云逸副司令员了解到阎磊家在天津,就特批由一名干部和警卫员陪同他回天津探亲。1949年2月下旬,阎磊奉命驾机北上,先到天津、沈阳,后到东北老航校工作。离开济南的那一天,数千名指战员集合在飞机旁边的广场上,欢送阎磊到东北工作。阎磊驾机在广场上空绕了一圈,摆动一下机翼,表示向大家告别。            

飞向天安门

【受阅飞行】
朱总司令说:你们是空军的“种子”

      8月上旬,正在老航校担任飞行教员的阎磊,接到军委航空局的紧急调令,到北平南苑飞行队报到。到了南苑机场,阎磊见到谭汉洲、王玉珂、王延洲等许多熟悉的面孔,他所在的飞行中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空中战斗部队,而飞机都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过来的,很多飞行员也是国民党培养的。飞行中队经过短期的改装训练,于1949年9月5日正式担负起北京地区的防空任务,每天保持2-4架战斗机昼夜值班。此后不久,飞行中队又接到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命令。就在受阅飞行前两天,阎磊接到上级通知,为了防止敌机来袭,要他和赵大海等人带弹参加受阅飞行。
      阎老生前介绍说:“为了保证受阅安全,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阅飞机带弹通过检阅台,而我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受阅飞行,这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我们这些起义人员的最大信任。”
      阎磊和赵大海所驾驶的P-51战斗机,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性能最优秀的战斗机。受阅当天,飞机接近东单牌楼时,阎磊已经可以从机上看到地面的人海和红旗,再往前是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部队。阎老生前激动地对笔者回忆说:“中国人民从那天起站起来了,自己参加空中受阅可以说是一次跨越时代的飞行。”
      阎磊等人按预定计划刚刚飞过天安门,又接到地面指挥员命令,要求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他们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飞机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受阅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再次通过了天安门上空。受阅任务完成后,阎磊和赵大海驾机升高到12000英尺高空,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天安门广场受阅任务完成后,才依次在南苑机场着陆。
      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宴请受阅的高级将领和驾机、驾舰起义的飞行、舰艇人员。阎磊有幸与朱总司令同席,总司令亲切地对起义人员说:你们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1950年五一节那天,阎磊驾驶P-51战斗机再次参加天安门受阅飞行后,又驾驶PT-19教练机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同年7月26日,飞行中队的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1驱逐大队,下辖两个飞行中队,阎磊为第1中队队长。10月1日,阎磊所在的驱逐大队改装9架苏式拉-9飞机编队,配合空军第4混成旅的12架苏式杜-2轰炸机,又一次参加了国庆受阅飞行,总领队是刘善本同志。
      1950年11月19日,中央军委撤销了空军独立第1驱逐大队的番号,将其空、地勤人员分配到空军各航校和部队工作。阎磊调往南京空军第4混成旅第11团任飞行大队副大队长。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同年11月25日,空军航空兵第2师在上海龙华机场成立,第11团改为该师第4团,赴辽宁凤凰城机场,阎磊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参加了抗美援朝……1950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阎磊和谭汉洲、张华、钱焕章等4名飞行员奉命参加苏联空军在鞍山组织的夜航飞行训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批夜航飞行人员。他们夜航结业后,驾驶拉-11飞机又培训出一批批夜航飞行员,担负起国土防空作战中夜间战斗值班的任务。

1955年4月,阎磊和杨素勤结婚时的照片

【幸福金婚】
文工团员一心嫁给受阅飞行员


      1955年4月30日,时任青岛空军航空兵某师飞行技术检查主任的阎磊,与华北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团员杨素勤结婚,膝下两儿一女。阎磊1964年被授予少校军衔,飞行时间1889小时,荣立三等功3次,多次被评为工作模范和优秀党员,1959年4月停飞。
      杨素勤老师说:“其实跟他结缘就是在开国大典那天。”见笔者有些不解,她笑着解释:“我当时正在华北大学正定分校,开国大典那天,高音喇叭传出广播员激动、兴奋的声音,介绍我飞行员驾机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我心中油然生出敬慕之情,心想将来一定要嫁个飞行员。”
      毕业后,杨素勤被分到华北军区独立205师火线剧社,后改编为华北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我们是1951年认识的,他当时在南苑机场飞行大队,我们住在老东安市场对面的金鱼胡同,华北军区空军政治部每周六在台基厂的空军礼堂举行舞会,他们也过来参加舞会,就这样认识了。他比我大9岁,参加革命只比我早5个月,我是1949年6月。一开始也不敢接近,我当时才17岁,是舞蹈队一班班长。再有,领导也不愿我们找文工团以外的人交朋友,怕留不住我们。总之,当时的阻力挺大的。还好,他这人不爱说,但心里有准儿,我也很坚持,就是一心要嫁给他……”婚后半年多,军区一级的文工团相继撤销,杨素勤转业到国家体委所属的北京体育馆。1956年8月,阎磊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调任空军某军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因病改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飞行训练科第一科长。1960年调入空军学院,任战术教员。
      “文革”开始不久,林彪的一号命令彻底打碎了这一家人的安宁日子,阎磊被安上各种各样的“特务帽子”,全家限三天之内离开北京。杨素勤说:“我们被轰到西安。所有运动都少不了他,整天抬不起头。他在国民党空军干过,‘肯定’是国民党特务,他有兄弟在日本,又成了日本特务,还有一个哥哥在台湾,他还是台湾特务……可无论谁审问、怎么引诱,他都不说话,那些人也找不到什么材料。后来让他支农,就是跟农民一起干活。有一次下大雨,他骑自行车从一个坡上摔下来,倒在雨地里,被人发现后用架子车拉回部队,经诊断是轻微脑震荡,这才勉强让他回部队,但却又安排在离成都一二百公里的一所航校,根本没有条件治病、休养……我后来请假进京反映问题,最终由周总理办公室批示总政,总政再批示空政,才终于调他回京。”
      1976年1月,阎磊正式调回空军学院工作。1982年11月,阎磊离休后曾被请到空军机关帮助工作,参与研究和制定落实驾机起义人员的政策,并不辞辛劳地多方寻找埋没在民间、农村,受迫害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驾机起义人员,还参加编写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空军》一书。
      阎老兴趣广泛,酷爱摄影,为人民空军建军初期的飞行队拍摄并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阎磊还担任过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积极参与修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和“驼峰飞行纪念碑”的募捐活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发挥余热。
      临别时为表示敬意,笔者特意送给阎老一幅水墨小品《盛景》,阎老欣然接受并合影留念,他说:“你的画正好表达了我的心情,我们都生活在和平繁荣的盛景中,此生已无憾。”是的,当我们在这来之不易的盛景、盛世中沐浴和平的阳光雨露时,更不应该忘记革命先烈和阎磊们的无私奉献和付出。采访结束后,尽管当时走路已很困难,但阎老依然坚持送我们到门外,笑呵呵地目送我们下楼……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温当年采访闫老的录音、照片和题词,再一次受到感染和教育。在晚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闫老的字越来越小,但他从未忘记怎样做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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