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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伟:91岁小白鸽的银幕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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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记者 彭立昭/文 孙贺田 /摄影  来源:  时间:2019-10-21

       流金岁月,光荣绽放。
      “自1934年我7岁时随全家搬到北京,随后的八十多年,我基本都生活在这里……人生何其短暂,任91年光影匆匆而过;人生又何其漫长,身边来来往往岁月往事,日月变迁……唯愿岁月静好。”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干休所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师伟老师家,当记者小心翼翼地翻起她那些珍贵的老照片时,谈起过往,顿时让师伟老师感慨万千。师伟,观众熟悉她,是因为电影《林海雪原》里那个可爱的白茹“小白鸽”(当年她在电影开头的那一声“在这里哪”,几乎妇孺皆知)。《秘密图纸》里那个神秘的女特务方丽,《不夜城》中的张文铮,还有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林媛媛……此外,她独立执导过《失去的歌声》《草地》等影片,也做过《闪闪的红星》《怒吼吧,黄河》《走在战争前面》《飞行交响乐》等片的副导演,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了观众,献给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2005年,师伟曾荣获第十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
      师伟年轻时曾怀抱成为医生的梦想,却阴差阳错当起了演员,并成就了电影事业。之前,她是生物系一名普通的大学生,由于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组织活动,在1948年的“八 一九事件”中她被国民党特务被抓进了大牢,体验了一番监狱中的辛酸。从监狱被营救出来之后,师伟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奔向解放区。在战争的烽火里,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文艺革命工作者。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师伟和父亲、大哥三人曾荣幸地参加了天安门盛典。如今,91岁高龄的她,眼神依然坚定明亮,人淡定坚强;行走稳健,正如她自题诗:“军用书包肩上挎,堪比来仪小凤凰”。

 

【严母慈父】
一出生,她就得了个喜庆吉祥的名字——大庆

      “我属龙,大年初一出生。这张照片里的我周岁啦!”
      师伟原名孙宗洵,祖籍山东,1928年1月(农历)出生于哈尔滨书香世家。
      “记得母亲常对我说,生我的那天,父亲出去给朋友拜年了,冰天雪地的……”
      许是受了过年过节热闹的感召,尚在腹中的她,趁着父亲去给朋友拜年,娘正吃午饭的工夫,踢踏着要出来了。一时间,全家上下忙成了一团。
      父亲听说孩子要生了,又惊又喜,便没顾得上回家,直接去请了位白俄姥姥(接生婆)回家。洋姥姥进门后忙着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还没等她把手暖过来,师伟就急不可待地出生了。
      “这小女孩披着‘头纱’降临人世,是个非常幸福吉祥的好兆头。恭喜啊。”洋姥姥恭喜道。原来,她和别的孩子不一样,降生时,是顶着“胎衣”生下来的。按中国民间的说法,孩子若顶着“胎衣”出生,会对母亲的生命健康不利。但父亲听了洋姥姥的一句恭喜话顿时转忧为喜,心花怒放,并高兴地给小女儿取了一个喜庆的乳名——“大庆”。
      “当年,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十一二岁从山东考入北平市立第二中学,未及毕业考入清政府为修建中东铁路而创办的俄文专修馆。在那里,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先生,瞿先生比我父亲高三届。著名翻译家、文学家、外交家耿济之先生,是我父亲同窗好友,他们两人志同道合,曾一起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
      当年,师伟的父亲特意给孩子们请来了俄文老师,师伟便跟着俄文老师牙牙学语,乐趣不少。她也爱在母亲的儿歌《渔光曲》里哼唱。5岁那年,大庆背着母亲绣的黄菊花小书包,被父亲牵着手进了学堂。从小就聪明伶俐的她,各科成绩都全班考第一。
      “我们家是这样子,严母慈父。我每天的作业基本上都是母亲把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在小石板上完成的。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对我的要求很严。我的母亲叫师玉成,一位来自鲁西农村地主家的女儿。在娘家的时候,母亲跟着父兄上过几年私塾,后来跟我父亲结婚后,到了‘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很快就学会了用缝纫机绣花。母亲绣的‘雷峰夕照’‘雪后林中的小路’‘牡丹’等绣品,镶在镜框里,挂在家中的墙壁上,像一幅幅精美的水彩画。不仅如此,母亲心灵手巧,还会做俄式大菜,至今记得她做的红菜汤。新中国成立后,母亲积极参加街道工作,当上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工作成绩出色,还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书面嘉奖。”她说。
      师伟的父亲孙伟是一位典型的崇尚西欧文明又具有中国传统道德品质的知识分子,曾在哈尔滨中东铁路任职,东北解放后参军在军委翻译局工作,转业后被分配到清华大学俄文教研室工作,不久调校长室,给苏联专家当翻译,他一生翻译过不少外国军事理论著作。“父亲是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的追求,就是要唤醒国民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他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从来没有无私无偿的援助,国民只有自立自强,艰苦奋斗,不依赖外援,完全可以以自身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来建设、复兴自己的家园,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并凭此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现在看来他老人家是有远见卓识的。我怀念我的父亲!我敬仰我的父亲!”师伟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己对父母的怀念和思念便越来越深。

【文艺之遇】
第一次去电台播音,她演唱的京剧唱段“一鸣惊人”

      “5岁我就被父亲送进了哈尔滨南岗第四小学(后改名为建设街小学)。一年级时,学校开运动会,我参加了三轮车比赛,倒数第一,但学校还是发了一个奖品给我。新年联欢会上,漂亮的王老师给我们班排练了一个舞蹈节目《划船歌》,我第一次上舞台表演节目,感觉非常美好。演完后,老师还领着我们到楼下的照相馆拍了好几张照片。可惜时间过去太久了,其间又经过了那么多的时局变迁,像这样的照片和许多珍贵的物件都荡然无存了。但建设街小学永远在我的心里。”
      师伟小时候非常腼腆,在人前寡言少语,可能正是这次上台演出拨动了她喜爱表演的这根弦,变得活跃起来。后来,她一直是学校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再后来,参加工作后被组织上分配到了文艺团体,自此一生从事文艺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师伟的父亲毅然辞职,带领全家从哈尔滨回到北平。师伟就读于北平市女二中(现东直门中学)。受家庭影响,师伟从小爱唱京剧,程砚秋的《荒山泪》、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她很早就已唱得有模有样,没想到还派上了用场。
      “当时我家住在石驸马大街桥西的四合院里,附近有个图书馆,我常跟哥哥去那借书,各种各样的儿童图书吸引着我,给了我不少美好的童年记忆。一天,一个穿着长衫的图书管理员把我叫到柜台后的工作间里,让我试读了几段短文后,便决定让我去电台参加他们的广播剧录制活动。当时大家对广播剧知之甚少,所以我要去参加播音的事,在亲友们看来非常新奇,都为我高兴。那时的广播电台在府右街口一个大院里,进播音大楼后,也许是太紧张了,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走过时,心跳个不停,大气都不敢出。我们播的广播剧,其实就是把一些文艺小节目串起来,就好像是开一个儿童联欢会。结束时,我大胆地唱了一段程派名剧《荒山泪》,一下子把大家震撼住了。电台的人对我非常满意,临走时送了我一个刻着电台台标的小墨盒。打那以后,我又参加了好几次播音活动,童声唱京剧《荒山泪》便成了我的保留节目……”
      在学校的排球队和篮球队里,也常能见到师伟矫健的身影。她说,“我那时脚下利索,移动速度快,哪儿缺人就去哪儿,成了全能队员,其实就是专门补空位的。”在一张黑白照片上,记者看到少女时代师伟骑自行车的英姿,简直是一位假小子啊。她笑着说,“这个是刚上初中时,我父亲带着我和他朋友的孩子们一起去郊游时候的合影。虽然我还不能完全驾驭自行车,但能骑车出去玩已经很了不得了,这也是我印象中最有趣的事情。我经常和哥哥们在一起玩,像爬山、游泳、滑冰等。我年龄小,又整天和哥哥们在一起,很少意识到自己是个女孩子,因此造就了我性格中非常泼辣的一面。”

【寻寻觅觅】
人生中第一张“剧照”竟然是“女扮男装”

 

      “那个时候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什么剧目都敢演,独幕剧和多幕剧演了不少。”师伟老师谈起自己在每年的新年晚会或是欢送毕业同学会上,她演的文艺节目来。在话剧《湖上的悲剧》中饰演弟弟,《家》中饰演鸣凤,《雷雨》中饰演四凤,都是她中学时代扮演的角色。
      记得和同学排演田汉先生的话剧《湖上悲剧》时,非常投入。在该剧里,师伟饰演剧中男主角(贾诠扮演)的弟弟,而贾诠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的母亲,导演是贾诠的哥哥贾大林(当时在北平农大读书)。“贾大林是我学习表演的第一位老师。《湖上悲剧》应该是我人生中第一张‘剧照’。”
      有一年寒假,“四一剧社”演话剧《雷雨》,急需一个扮演四凤的人,贾大林便推荐她去演。她兴奋又紧张,因为接到邀请时距离上台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这对一个有经验的老演员来说都够呛,更何况她还是一个没有一点表演经验、从未在剧院演出过的人,好在她还是很熟悉这个角色的。化装时,她梳的是“童发头”,头发短,而四凤必须是长辫子,怎么能让短发接上大辫子,大家煞费苦心。在大家的努力下,硬是用卡子、头绳又卡又扎地把长辫子给她接上了。表演时,没想到“啪”的一声,大辫子掉了下来。情急之下,她迅速地从地上捡起辫子,“刷”的一下扔向后台,台下观众顿时大笑起来。“表演有些糟糕,我把一场非常悲情的戏竟然演成了喜剧,所以那次很是自责。”谈起那次演出,她有些自责。
      “后来,我们又排演了一部法国剧作家席勒的戏《殉情》,演出非常成功。
      “中学毕业在即,即将离开学校的我们依依不舍,大家就商量着要印刷一本‘毕业同学录’,可女二中很多同学的家境都较贫困,谁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怎么办?于是我们就组织了一场篮球赛,卖票集资。可看球的人有限,最后又决定演戏筹资。这个戏就是我们演过的话剧《殉情》。为此我们邀请了化学老师石毓樽(著名演员石挥的弟弟)来给加工整理。全班同学投入了这个工作。服装和道具全部由同学们分头去找、去借。戏票由大家每人拿一些,到自己的亲朋好友处去推销。但也有我们实在无能为力的问题,如联系演出剧场,舞台灯光、布景、效果以及正式演出的前后台事情等。很幸运,关键时刻,北平剧联的几位大哥哥帮助了我们。演出十分顺利。印制同学录的款子筹齐了,我们心情舒畅,如愿以偿。演出后,我们聚集在舞台上拍下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还被印刷在‘同学录’里。多年后,东直门中学建校80周年的纪念册上,竟然有我们当年拍摄的这张照片,太难得了。我真诚感谢大哥哥刘乃崇,是他这个有心人为我们拍摄了照片,非常的珍贵。”

 

【奋力前行】
台下她曾勇敢去密送请柬;台上曾与张瑞芳同台演母女

 

      “抗战时期,父亲不愿意为日伪做事,其间,也有几个‘友人’找到家中请他出山,都被他断然拒绝了。那十年里坐吃山空,家中已当卖殆尽,但父亲还是想方设法将我大哥送去了大后方。过了一年,父亲还想将我二哥也送去大后方,但此时家里早已没钱给二哥筹足盘缠了。不幸的是,二哥患重病离开了我们,令全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打击和痛楚。”
      从那以后,家里大部分的重活都落在了师伟的身上。那时,她经常骑男式自行车到粮店去买配给粮,也曾跟着骡车到北京护城河边去拉煤。那些困苦的日子,既磨砺了她性格中的坚韧顽强,也为她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深厚的生活经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那一天,师伟被父亲牵着小手专门去祭奠了她的二哥。师伟心情沉痛地说,“抗战胜利了,岂止是庆祝胜利的狂欢,更有哀悼,还有无数家庭无法弥补的伤痛……”
      在学校,师伟偶然听到了从解放区回来的几个同学说起了见到作家丁玲的情景,这令她兴奋。她说,“我听他们说,丁玲穿着一身军装接待他们,谈笑风生,欢迎会上还和大家握手,没有一点儿架子……我读过很多丁玲的作品,却怎么也想不到丁玲是八路军,这使我对八路军的认识和感情有了一次很大突破。”
      1946年,中共北平城工部领导的剧协发起组织“纪念五四”晚会,原定在辅仁大学的礼堂举行,但开会的头一天,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扰,校方以“礼堂另有用场”为由拒绝借用,剧协领导当机立断,临时决定改在北平剧社的小礼堂里举行。可是在女二中开会的通知已经发出去了,紧急时刻,需要紧急密送请柬给参会的每一个人,而且大多是知名人士。师伟自告奋勇,机智勇敢地和大家一起完成了密送请柬的任务。第二天晚会准时举行,许多知名人士以及北平进步剧社的成员都出席了这台晚会。
      “晚会上有解放区的中共宣传部部长周扬,有大后方文艺界的著名进步诗人光未然等。晚会上,我们聆听了光未然先生的新诗《民主在欧洲旅行》和张瑞芳朗诵郭沫若的新诗《自由树》。这让我大开眼界,感受到一种新颖质朴、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感受到了一种自信、进取的精神。晚会一结束,我便追向张瑞芳,当面向她要来了《自由树》。很快,我就把《自由树》在我们学校的壁报上刊登了出来。”后来,师伟和张瑞芳两人同台演话剧《家》,师伟演鸣凤,张瑞芳演瑞珏,成了好朋友,后来两人还在凌子风执导的电影《母亲》中再次合作,那也是她最美好的回忆。
      1946年秋,18岁的师伟考上中国大学化学系。进校后不久,她谨遵父命转到了生物系,好以后去学医学。在大学,师伟参加了合唱团——星海合唱团,学唱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师伟一次次融入这样的大合唱里,感受到了革命歌曲巨大的凝聚力,鼓舞着她奋力前行。但当时的校园并不平静,特务们常常把有“嫌疑”的学生从宿舍里拉出来毒打,女学生也在所难免,愤恨和苦闷常常萦绕着她。
      1947年初春,“祖国剧社”排演郭沫若先生的《虎符》,师伟被邀请去扮演“侯女”。她接受了这个角色,觉得自己演戏就是“革命”,“是进步工作的需要”,应该义不容辞。“这回连剧本都没有,只是导演给我讲了剧情,然后跟着大伙排练了几次就演出了。这次我要挥舞一条很长很长的红绸,从两层高台阶上走下来,这让我苦练了功夫。《虎符》在北平的演出很成功。在那时演出进步戏剧是会受到阻挠、镇压的,祖国剧社的朋友们与国民党特务周旋、斗争非常机智勇敢。全团的朋友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同欢乐、共患难,团结一心,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芳华岁月】
奔向解放区,大时代改变了人的命运

 

      1948年8月19日,师伟和很多进步学生一起被关进了监狱,体验了一番监狱中的辛酸。被营救出来后,师伟决心奔赴解放区。
      走的时候,师伟换上了农妇的衣服。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她和另外几个同学在向导的带领下,一起冲过封锁线,顺利地到达了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在那里,开始了她的新生活。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更好地隐蔽身份,不给留在国统区的家人招惹麻烦,解放区的同志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更名改姓。她便把母姓和父名合了起来叫“师伟”,从那时候起孙宗洵正式改名为“师伟”了。
      师伟进了华北大学政治班,那个时候她的梦想是一心向医,想以治病救人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但大时代改变了人的命运。当时华大文工三团成立了,组织对她之前的情况了解,在班上也表现活跃,所以她成了被征调的人选。记得当时班主任把她叫了出去,让她马上打背包,立刻转关系。她真是又震惊又兴奋,因为当时他们班还没有结业,她是最早一个被分配了工作的。当师伟拿着转关系的介绍信走进华大文艺三部报到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她被分配到华大三部的第三文工团了。她心里明白,自己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至于父亲的期望,个人的志愿,只能置之脑后了。从此,师伟正式走进了艺术殿堂,从一个学生正式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了一名光荣的文工团员。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几天之后,师伟所在的华北大学第三文工团奉命开赴北平。临行前,按照指示,文工团突击创作排演了解放区第一部表现产业工人的话剧《红旗歌》,当时该剧轰动大江南北。1949年4月23日清晨,师伟随团由正定经德州乘坐一辆大闷罐车,于25日晚8点到了北平的前门火车站,稍经休整在28日开始排练和装台,5月1日那天,正式为第一届文代会演出《红旗歌》,后来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及各界代表汇报演出。由此,这部再现纱厂工人劳动豪情的《红旗歌》轰动大江南北,后来这部戏还改编成电影在全国放映。 “我的芳华岁月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既曲折,又平常……”谈起这段生活,师伟至今难以忘怀。

 

【幸福时刻】
开国大典,家里有三口人参加了盛典

 

      在华大文工三团,有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1949年7月1日为庆祝党的生日,师伟他们演出了大型歌舞节目《人民胜利万岁》后的合影。
      “为庆祝北平解放后第一个党的生日,我们承担了演出大型歌舞节目《人民胜利万岁》的任务,歌词是华大一团的桑夫、李行等同志一起创作的。节目排练中,我们学打腰鼓,一身酸痛,特别是肚皮疼得不敢大喘气,可还是坚持了过来。”
      7月1日那天,天下起了雨,先农坛体育场的看台上挤满了人。大家淋雨扭着唱着等待大会开始,此起彼伏的歌声和锣鼓声压住了雨声。这时,主席台上来人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来了,会场上立即沸腾起来。天空此时忽然晴朗了。这次师伟所在的三团演出获得第一名。“我们真是最幸福的人,好运总是接二连三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8月,应天津市工会的邀请,师伟随三团去了天津,专门为天津的工人群众,特别是纺织业的朋友们演出,好评如潮。回城后,师伟特意请假回了一趟家,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我本想给家人一个惊喜,却没想到他们竟然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惊喜。父亲先我一步从东北回来了。父亲穿一身解放军军装,和以往文质彬彬的学者风范大相径庭。原来,在辽沈战役中我父亲已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铁路管理局当翻译,北平解放后调到军委出版局任翻译。母亲也走出了家门,成了一名受群众新人的街道主任。而大哥,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学联的代表,小妹是孔德中学地下党,在和平解放北平的战斗中,勇敢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最难忘的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举国欢庆。那一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荣幸地参加了天安门盛典。大哥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参加观礼,父亲陪同苏联专家一起在金水桥畔的贵宾席就座,而我和文工团的伙伴们在广场上扭秧歌。”

【艺无止境】
总理说,“媛媛演得很活泼、很好嘛”

 

      新中国成立后,华大三团的大部分人员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师伟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科,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电影演员。21岁时,师伟拍摄了北影的第一部影片《吕梁英雄》,她扮演农村姑娘翠兰,初上银幕,一炮打响。
      上世纪60年代初,师伟参加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排演,她演的林媛媛,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敬爱的周总理两次来剧场观看演出。第一次在后勤礼堂,他没有看完便有事匆匆走了。过了不久,剧团到民族宫演出时,总理又来观看我们的演出。第一场当我快步跑下台时,却撞到了在后台走廊正候场的赵大大(李炎饰演)的冲锋枪上,顿时,我满脸发木,嘴皮也被剐破,人感觉要晕过去似的,但紧接着我还得赶紧上场,幸好只有一句台词就扶着担架下场了。戏演完了,总理上台接见我们。当他和我握手时,问我说,‘你是从上海调过来的吗?’我拘谨地点了点头。总理又说,‘媛媛演得很活泼、很好嘛!’我听了尴尬地笑了。紧接着总理又亲切地对我说:‘要注意语言基本功啊!’总理的教导让我记了一辈子。”她说。
      为了办好“学员班”,师伟被派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去学习,回来后她还作为“小老师”带动了剧团的其他同志。
      师伟老师介绍,那时候,每年拍摄的电影数量有限,没有拍摄任务时,就是到部队、矿山、工厂和剧场里去演出。除了轰动一时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她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参加了两部大型话剧的演出:在《保卫和平》中饰演朝鲜姑娘金春香,在《哥俩好》中饰演民兵连长林水秀。
      “电影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说。
      师伟在许多影片中塑造了众多身份、年龄、性格迥异的古今妇女形象。如《儿女亲事》中的农村女青年李秀兰,《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小八路,《红色战斗员》中的小姑娘小英,《一场风波》中农村女青年杨春梅,《母亲》中的喜鹊,《林冲》中的丫鬟锦儿,《不夜城》中的资本家女儿张文铮,《苗家儿女》中的苗家姑娘,《东进序曲》中的进步学生周明珠,《白求恩大夫》中的护士小贾,《秘密图纸》中的女特务方丽等。
      作为《林海雪原》片中唯一女主角的她,在当时有“万马军中一小丫”的美誉。谈起该片,她说,“我真的是沾了小说的光,感谢观众记得我。在拍摄中,为了表现卫生员白茹的可爱,我自己设计,在脖子上围了一条用白色的毛线织的围巾,这个装扮我非常喜欢。遗憾的是,白茹和少剑波的所有情感互动都去掉了,哪怕一个眼神都被删掉了……”
      再后来,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师伟改行学了导演。她最早独立执导的影片《失去的歌声》,受到了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同志的表扬。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师伟担当了故事片《草地》的拍摄。
      “你疯了?快60岁的人啦,不要命了?”当时有好多好心的朋友都这么劝她。
      “不,我要拼一下!”师伟坚定地说,“《草地》表现红军战士在长期斗争中自觉养成的那种近乎天性的东西,那种将困难留给自己、将生的希望给予别人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是我非常眷恋的一种感情,是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我要表现,要宣传!”
      那年3月底,师伟亲自去川北高原选外景地,继而带领摄制组沿着红军当年过草地的路,爬上了海拔3700多米的红原、瓦切、若尔盖等地。不便的交通,难适应的高原气候,一一克服了。从筹备到交双片,仅5个月的时间,要写导演本,分镜头,选演员,选外景地……这在故事片制作中是少有的。然而,师伟率领的摄制组完成了。

 

倾情相授  当年负责训练“潘冬子 椿伢子”

 

      时间回溯到1973年夏天。一天,师伟正在剧团做培训青年演员的工作,厂里却忽然通知她回厂报到。原来厂里决定拍摄《闪闪的红星》,需要一个辅导儿童演员的人,厂领导彭勃同志决定由她来做这个工作。
      “我们到了学校,一个班一个班地看,把从学校二至四年级里选中的小孩集中到区里选,然后把区里选出来的孩子带到厂里去给他们排戏,观察他们的表演素质和表演能力,做进一步的选择。我们首先在东城区灯市口小学选中了刘继忠,他长得虎头虎脑,敦厚而又秀美,几经对比,他始终独占熬头,稳坐‘椿伢子’候选人的宝座。当时在厂里拍《平原作战》的著名导演崔嵬非常喜欢他,赞不绝口,扬言一定要找他拍部片子。但‘潘冬子’却始终找不到更满意的人选,我们选过闪增红、洪剑涛、纪元、张光北,都感到有不足之处。应该说这些孩子都很有表演潜力,只是扮演潘冬子总有些不够理想。事实证明他们现在都是活跃在舞台和银屏上的好演员。这举棋不定的时候,作者王愿坚说他爱人同事的儿子绝对能演冬子,化装师易明慧也说,她在中央电视台的少儿节目中见到了一个孩子不错。其实他们两个说的是同一个人,祝新运。”
      “刚拍摄时,我对小演员们辅导多是‘示范’式的。有一天,祝新运问我,‘师阿姨,您的黑眼珠怎么会到上边去呢?我怎么就不行啊?’可见孩子的观察能力非常细致。影像中几个孩子玩‘打土豪’的那场戏,我尽量发动他们自己去玩……”谈起当年,师伟老师的笑语显得轻松和睿智。她说,“对儿童演员要和对专业演员一样,要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创造性。《闪闪的红星》辅导小演员的工作,在我的创作道路上,无异于践行了一次非常丰富、实惠的艺术课。”

 

人淡如菊  “无视绿叶求疯狂,何惧晚菊已似霜”

      1987年冬,师伟老师光荣离休了,但她离而不休,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特约记者,给报刊“五色土副刊”写了很多的文章,文字优美流畅。她写的很多短文,写出了她的家庭、朋友和亲人,记录了她欢快有趣的童年,动荡而激越的学生时代,以及工作中全心全力奔赴一个组织要求她去付出的岁月……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了她90年的《人生掠影》。
      离休期间,师伟曾应河北任丘油田二公司的邀请,为油田录制了一部电视片《钻工情》。为此,她深入到油田,看到遍地的钻塔、豪迈的工人、滚滚的原油,使她深受感动。她怀着对石油工人崇敬的心情,深入工地,走访工人,很快写出了剧本,写出解说词,拍出了深受油井工人喜爱的电视片《钻工情》。
      “真给我们提气!”当她听到油田的工人对自己的如此赞叹,她高兴得像个孩子。油田的工人非常爱戴她,特赠予她“荣誉钻工”的称号。同时,她还拍摄了《情牵沂蒙》《女所长》《犯人李铜钟》等电视剧,反响强烈。后来,师伟又尝试自己写剧本,创作和改编了包括《一座雕像的诞生》《长长的流水》等剧本,艺术创作愈加丰富。
      89岁时,师伟参加了我国第一部反映全科医生题材的电影《你若安好》的拍摄,她跟袁霞、张勇手、田华等老艺术家们一道,为这部电影客串,为十九大献礼。
      “电影应该忠于生活,因为艺术本身就是忠实于生活的。如果说演员装模作样,不能真实地体现人物的情感,就绝对演不好。”今年9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师伟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我的电影故事》的录像,表达对祖国母亲、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之情。
      初心如炬,能感悟到她的勤恳和豁达心态。真诚祝福她老人家,永远健康,永葆艺术青春!

【采访手记】      采访师伟老师时,从电梯出来,眼前的走廊窗台上全是仙人掌,一片郁郁葱葱。更耀眼的是,仙人球上几朵粉红色的花朵,可爱而纯情。当花的主人师伟老师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竟然没有半点犹豫和惊讶,那就是我崇拜了半个世纪的最美女演员师伟。她告诉我,这些植物已经陪伴她60年了。60年前,她外出出差,住在招待所,无聊时在院中闲走,顺手捡了一个小仙人球种在罐头筒里,它居然活下来了。于是,当她结束工作时便带回家来。它长得非常快,没有几年就像个大皮球似的。但样子不招人喜欢,一身的刺,又粗又黑,花苞未开时覆盖着一层黑色的绒毛,一点儿也不显眼,花期也只有短短的一天,多数的时候未等人注意便已经凋落。每当搬弄它的时候,两只手总会被它的刺儿扎得又肿又痛,但她没有想过要扔掉它,因为她的心里已经对它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情。有一年冬天,她把它从阳台移到屋里,放在书柜下,第二年春天竟然忘记搬出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在一次打扫房间时,无意中瞥见了它,竟然还活着。那大刺球上还耷拉着几朵干枯的花,她的心立刻被歉疚填满……谈不上关心和爱护,甚至长时间没提供它生存所需的水,可它却恪守职守,竭尽所能地做它应该做的事,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是否有人喜欢,它不挑剔,不需要过多的照顾和营养,更不娇气,只是默默地生存、繁衍、绽放……
      那次采访结束时,外面在下雨,她给我取了伞,送我下电梯。所以我就有了第二次去采访的机会。这次,师伟老师送了一本她撰写的书籍《人生掠影》,封底是她的小照片以及自我写照:“无私无欲,不贪不争,人前人后,表里如一,顽强真诚,履行生命的责任。”在书的扉页上她还给我签了名,称我为“小朋友”,让我感动良久。采访结束时,她题词:《北广人物》读者,心情舒畅,永远健康!她的心态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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