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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追忆小提琴家盛中国

——盛开在世界 根植在中国

作者:夯石(张琳)  来源:摘编自《北京晚报》、 新华网  时间:2018-10-08

  9月7日晚,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因病逝世,享年77岁。作为中国交响乐团国家级小提琴独奏家,盛中国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代表作品有《梁祝》等,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称赞其为“我在中国演奏巴赫的最好合作者”。

  采访的对象,或曰“传主”去世,这几年尤多。我无一例外地唏嘘悲伤,想起那么真切的一帧帧画面,在字里行间,也依然是鲜活流动的状态。

  盛中国先生,也走了。我想起本期用作封面的那张照片的拍摄“花絮”。盛先生不笑,他说就这样吧,稍顷,他说你等等。盛先生从卧室拿出一把小提琴,小心翼翼地抱着,还是不笑。

  我拍下了这张照片,时间是2005年8月17日15点28分。地点是盛中国位于罗马花园的家中客厅。

  盛中国去世的第二天,我为他画了一幅肖像,没有画他怀里那把最心爱的琴——他太累了,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他可以松松肩膀,歇一会儿。

  记得他家里的柜子、茶几、过道儿、墙根儿,到处是他收藏的瓶瓶罐罐和各种艺术品,令人眼花缭乱,房子不小却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而盛先生跷着二郎腿,翻看手机的样子,还定格在我眼前。盛先生说:没事,你找地儿坐吧。

  老实说,盛先生是个特别不会招人喜欢却又令你不得不佩服甚至敬仰的人。

  作为高雅艺术的诠释者,盛中国曲高却并不和寡,他一直在普通百姓中领受着明星的“待遇”。他被誉为“杰出的音乐表演大师”、“中国的梅纽因”、“迷人的小提琴家”。

  他对自己也有个评价,他说:我是个普通人,但我的艺术绝不普通。

  艺术上,他纯真如初、激情四溢;生活里,他敢言敢为、锋芒毕露、不懂“收敛”。

  然而,为了当年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碗热汤面,他却当着我的面,放声而哭;那年在贵州一个简陋剧场,雨水滴在他的琴上,可看到观众如痴如醉,他的心比任何时候都热……

  盛中国生前跟笔者说过他从未想过到国外生活,他说我的家我的基地永远在中国!“那年,我在日本开音乐会,天皇去世了,问我能不能加一支曲子《圣母颂》?我说你们别搞错了,他是你们的天皇,不是我的天皇,何况历史上还有那么一段儿,绝对不可能!这说明我们过去的教育还是成功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现在更需要‘老调新弹’,教育年轻人铭记历史,学会感恩。”

  

  活得有意思,生活才可爱

  盛中国1941年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他是家里11个孩子中的长子。那时日本侵略者正在践踏中华大地,盛雪教授希望儿子长大后能为中国的强盛贡献一生,于是给他取名:盛中国。父亲的言行对盛中国影响很深,成为他为人做事的楷模。盛中国从五岁开始学琴,老师就是父亲。在他记忆里,除了大年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其他所有时间几乎都是在练琴中度过的。寒冬腊月,盛中国戴着母亲特意为他织的毛线手套,手心手背藏在厚厚的手套里,手指尖露在外面,自如地操琴;夏夜蚊虫叮咬,盛中国站在由点燃的蚊香围成的圈儿里拉琴,直到整根蚊香燃尽,他才能“下课”……

  9岁生日那天,盛中国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演奏莫扎特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以及舒伯特的A大调回旋曲等,从此被称为“天才琴童”。1954年,他以最高分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1960年,被选派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师从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大师列奥尼德·柯岗。1964年,盛中国从莫斯科学成归来,他先在音乐学院教了一年书,后来向领导申请希望能从事专职演奏,不久便进入中央乐团……

  粉碎“四人帮”后,盛中国开始了第二个艺术春天。1980年,他应邀赴澳大利亚的6个城市举办了12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这标志着新中国的小提琴演奏艺术正式进入国际文化交流。音乐会有5场是在悉尼大歌剧院举行,在谢幕的一瞬间,盛中国觉得掌声不是给他个人的,而是给予中国的。许多国外权威人士赞扬他“演奏风格显示出巨大的感染力、生命力和浪漫主义”,“表现了惊人的才能和技巧,演出冷静而迷人!”“盛中国先生是天才的大师级演奏家!”而盛中国并没有被这一切冲昏头脑,他说从幼年时起,父母就教育他知恩必当相报!祖国、人民、老师、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他这一生都报答不尽的。

  盛中国至今牢记父母的教诲,保持着勤奋、守时等良好习惯。记得那天到盛先生家采访,我提前到了一会儿,在楼下按门铃,盛先生的太太濑田裕子女士说盛先生还没过来,但她很快下楼把我引进门。本以为盛先生这次会迟到,不料刚到约定时间,他的身影“一闪”便到了我面前。后来针对最后一个问题正聊得起劲儿时,他又突然紧急“收场”,原来是时间到了。

  2005年7月,盛中国赴外地演出连续两次受骗。他将其归结为演出市场的怪现状,“到了演出现场演员就不能说话了,演完就更不要说话了。只有演出之前是演员能控制的,这就是中国演出市场的一个怪现状。而国外不一样。演出结束后,把各种开销扣除,甚至连一杯咖啡钱都要扣掉,然后给演奏家75%,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有诚信,市场是成熟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正常的。帕瓦罗蒂、多明戈要价那么高,到中国来,演出之前就把费用结清了,人家非常惊讶,怎么还没演就给钱?万一有什么意外演不了呢?如果我防范很多人,活着就没意思了,生活也不可爱了。”

  不防范人,这样才活得有意思,生活才可爱。盛中国认为艺术家要多看美好的正面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愉悦人、激励人的艺术,“这是艺术家的天职,但我看现在这种天职在某些人头脑中已经被连根拔掉了。为什么我老上当受骗但老是不改呢?我想起了《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他曾偷过牧师的银器,但被宽恕了,从此他立地成佛,一心向善。我想我的宽容也许会塑造出中国的冉·阿让。”

  盛中国的许多“理论”不仅极富哲理,还很接地气。时时听来,醒脑提神。

  

  锋芒毕露 不懂得“收敛”

  盛中国在艺术上“锋芒毕露”,在做人方面也常常不知“收敛”。他生前跟笔者讲,“我是个普通人,但我的艺术绝不普通。我这人从不演‘堂会’,这并不是我狂妄自大。”当年,北京某知名大饭店开业,有人找到盛中国,请他为开业助兴,盛中国问对方是在什么场合演出,对方说是在宴会上,盛中国当即拒绝。那时他演出一场只有几十块钱的收入,而该饭店的大老板为他开出了五位数的演出费,盛中国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对方又“威胁”说某某领导要来,盛中国气愤地说:“我发烧了行不行?”说完“啪”地挂断了电话……

  “文革”期间,盛中国奉命参加交响音乐《沙家浜》的演出,演奏小提琴。“上面”要求演奏员都要穿草鞋、穿新四军军服、戴军帽。李德伦太胖,两条绑腿都不够用……盛中国明明知道这是“大人物”江青的指令,却仍然敢提意见,他说:“让‘新四军’给当汉奸的‘胡司令’伴奏,这不是混淆敌我矛盾吗?”最终惹来一通批判,但他依然坚持己见,后来大家就改穿中山装了。

  有一年,盛中国到某沿海城市演出,当地主管文教的一个副市长陪同他参观,路上很是得意地说:“盛老师,我们的文化设施不错吧?”盛中国不客气地说:“恕我直言,您这儿最多的是娱乐设施,而不是文化设施。我认为文化设施应该是博物馆、图书馆、剧院、音乐厅,您这里最多的是歌舞厅、卡拉OK厅、桑拿……充其量算娱乐设施。”

  盛中国并不是有意让那位副市长尴尬、下不了台,他的“直言”背后实际上是郁结多年的一种隐忧:“现在国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用娱乐消费替代了文化消费,这需要引起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领导阶层的注意。一个人要有灵魂,人没有灵魂就是行尸走肉,不重视文化,只会玩儿只会享乐,肯定不行。至于学生,更需要先进文化的烛照。”

  

  树有多大 根就有多深

  有人说:盛中国的音乐会常常比歌星演唱会还要火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将他誉为“明星式的古典音乐家”,他带着《梁祝》几乎走遍了中国乃至世界各地,他一度是每年演出场次最多的古典音乐家。

  他生前对笔者说:“贵州六盘水的那个剧场,玻璃都是破的,风刮进来,冷飕飕的,演出时突然下起大雨,雨水滴在我的琴上,可看到观众们如痴如醉,天气虽然冷,我的心却比任何时候都热,因为音乐使我和普通百姓交融。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古典音乐很高雅,听不懂,我要让自己的音乐适合各个阶层,你是科学院院士,可以听我的上半场,那是应该听的;下半场则是你喜欢听的。演奏应该听的是我的天职所在,演奏喜欢听的是满足你的需求。音乐不能只有悦人的一面,还要有教化的一面,既要提高又要普及。要让中国的观众坐得住,不能照搬外国那一套,灯光昏暗,演奏家眼睛一闭,自我陶醉,这不行!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逢歌就要舞,有舞就要配歌。歌是听的,舞是看的,老祖宗几千年前立下的规矩,就是既要满足听觉又要满足视觉。只有抓住观众的眼睛才能抓住他的耳朵,你要运用你的眼神、你的每块肌肉、你的动作甚至头发的颤动,来与音乐吻合、互动,从而抓住观众的眼睛。”

  为了尽可能多地回报养育他的“土壤”,盛中国生前多年出资举办青少年业余小提琴赛,在湖北襄樊创立赞助贫困大学生基金,此外还多次为孤儿、残疾人、希望工程慷慨解囊以及筹划在北京创建“骨髓库”,支持阳光工程…… 他生前表示,“我的所有东西都是老百姓给的,都是生活孕育的,树有多大根就有多深,根是在泥土里。中国音乐家在中国搞音乐离不开中国的土壤和老百姓,而且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为人民,而是要从感情上、心理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我改编《梁祝》,改用钢琴伴奏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听得起我的音乐,原来用交响乐团伴奏,费用很大,到外地巡回演出,那花销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音乐家成功有两个标准:专门家认可,老百姓喜欢。第二个更重要,有些人失败就是因为只顾一头儿。我知道怎么炒作,但总觉得现在的炒作变了味儿。我在襄樊创立的赞助贫困大学生基金,一共捐了一百多万元,我没有满处嚷嚷,但这钱来得确实不容易,我和歌星不一样,不靠扭屁股、脱衣服,我是一弓一弓拉出来的。我资助那些上不起大学的来自农村的贫困孩子,因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年,贝利生了儿子后,有人祝贺他说:世界又诞生了一个足球天才。贝利说不对,足球天才诞生在穷人家。我觉得贫困孩子成材以后会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他们是过来人,懂得珍惜和感恩……”

  

  幻化成水晶,那么纯净

  1994年,盛中国与比自己小20岁的日本女钢琴家濑田裕子的国际婚姻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盛中国并不避讳这段年龄悬殊的异国婚恋:“我们人格独立、互相尊重,她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很多人结婚前后判若两人——从衣冠楚楚到蓬头垢面。我们始终保持‘悦他’心理,把对方当作情人来对待。” 

  那天采访时,笔者和濑田裕子女士有过短暂的接触和交谈,感觉她是一个温婉、优雅、多礼的人,她的汉语非常好,只有个别字有些咬舌。她待人接物,周到而妥帖,给人平和亲切之感,她在为我端上亲手泡的凉茶后才款款离去……

  1986年11月,盛中国担任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小提琴钢琴比赛的评委,比赛结束后,盛中国留下在日本举办音乐会,由于是个人独奏音乐会,盛中国需要一位钢琴家做伴奏,朋友推荐了濑田裕子。1987年3月28日,他们第一次在东京的音乐舞台上亮相。演出结束离开日本时,盛中国给濑田裕子写了四个字:“信赖理解。”这仿佛二人之间的爱情“信语”。此后,濑田裕子就跟随盛中国到中国演出,后来索性辞掉了在日本的工作……

  濑田裕子认为,“信赖理解”这四个字是最宝贵的。他们通过对事业的追求,使二人的情感找到了一个交汇点。在裕子眼中,盛中国最吸引她的是人格的美,她觉得他很真实,很纯粹,富有正义感。对自己的妻子,盛中国的爱和嘉许是含蓄委婉的,他根本不拿她当外国人。“我曾找有关部门咨询:‘我娶了个外国太太,她应该(为中国)尽什么义务?人家说这是个新问题,一般的国际婚姻,都到外国去了,很少有在中国生活的,有些人就是拿国际婚姻当跳板。”

  盛中国曾连续四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而他的视野和“活动半径”却远远超出他的本行,他的很多提案基本与音乐无关。他关注民生和社会问题,捐助贫困大学生,为公益事业屡屡解囊。他很早便享誉国际乐坛,又娶了个外国妻子,太多的便利和机遇使他很容易到国外发展,甚至远离平凡生活和寻常百姓的视野,但他却毫不动摇地把根深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盛中国生前给我讲过一个他“被点化”的故事——

  "‘文革’前的1964年,我回国以后参加四清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于对当时农村的认识,认为坏家伙太多了,需要整顿。 我就随工作组下去了,可以领一身旧的洗干净的军用棉裤棉袄,我挑了一件蓝色带红边的警察棉裤和一件绿棉袄,当时叫‘扎根串联’,就是找那些苦大仇深的,从而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我扎的‘根’是北京郊区某村一户最脏的人家,这家的男人叫张宝志,个子不高,其貌不扬,满脸的麻子,养了一堆孩子。我和他虽然是工作关系,但接触多了也就熟了,我觉得这个人还比较正派、老实,我写他的材料。 后来我住到另外一户人家,有一次我高烧不退,但也不知道休息,一天晚上,我正在写材料,张宝志来了,我闻到一股香味儿——那会儿他们都吃玉米饼子、棒糁粥、咸菜,他却端来一碗面,漂着油花儿,真香!我问他你干吗来了?他说我看你病成这样,给你做了一碗面。当时这碗面比现在的龙虾还要珍贵,是不得了的东西。 我很严肃地叫他拿回去,我说咱们只是工作关系,这样绝对不行!他说下面还有鸡蛋。我说那更不行了,这是纪律!当时叫‘三不吃一不喝’,鱼肉蛋不能吃,酒不能喝。他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呢?我来气了:‘你这叫什么话呀?你把四清工作组队员的水平看得也太低了!’我把脸一沉,很严厉地训他,给他训哭了。 他在哭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就是心疼你。’这句话是那么朴实那么动人!他是我见过的最脏的一个农民,他家是全村最脏的一户人家。但那一刻,我感觉他幻化成了水晶,那么透明那么纯净,他的心是那么美,一瞬间,我感到劳动人民是最伟大最干净的!以前都说劳动者多么伟大,他们创造了历史,但感情上没有体验,但在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被点化了。 电影《生活的颤音》就是以我在‘文革’前后的那些遭遇为蓝本的。有一年冬天刮大风,那个老农张宝志找我来了,当时我和胡松华住一套房子,他两间我两间,滕文骥、吴天明也来找我,谈拍电影的事,我一回家就跟他们说,我得先招待这位农民朋友,你们先等等。现买肉、打酒,招待他吃了饭,给他买了点心、送给他一些旧衣服……然后我再和滕文骥他们聊。他始终在我心里有很高的位置,就是因为他点化了我。 这么多年来,老百姓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我心里有他们,他们心里才会有我。现在说我有票房有名气,那都是表面,里面是什么?是解决了‘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有些人里面解决了,但感情上没解决,那不行。"

夯石(张琳)

  

  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一生拉过上万次“梁祝”

  

  在无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小提琴这个乐器都是和盛中国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发行的唱片、录像和演出影响了中国近四十年,整整几代琴童。同时盛中国对中国作品的演绎和推广影响深远,不少乐迷表示当年都是通过盛中国第一次听到了高雅的西洋乐器演奏中国乐曲,因此留下了感动又美好的回忆。

  

  两个荷包蛋之后,他与父亲成了师生

  盛中国1941年出生于音乐之家,父亲盛雪是著名的小提琴教授,母亲朱冰专攻声乐。家中11个孩子,10个走上了音乐之路,9个拉小提琴,身为长子的盛中国更在全国拔得头筹。小提琴几乎陪伴了盛中国的全部人生,5岁他便开始跟父亲学琴。母亲清楚地记得,“拜师”当天,从来不下厨的盛雪专门煮了两个荷包蛋,还撒上白糖,吃过这顿早饭,父子俩就成了师生。盛中国对小提琴有着超出父母预料的痴迷,为了能多练会儿琴,小小的他还曾踩在凳子上,把钟表往回拨。盛雪知道儿子是“一匹千里马”,因此对他的要求十分严格,情绪一上来,盛中国挨骂甚至挨打都不在少数。朱冰有时实在看不下去,但年幼的盛中国却说什么都不肯放弃。“儿子并不领我的情。”朱冰在《盛中国学琴记》中这样写道,“他……挣脱了我,要把小提琴拿回去,嘴里不停地哼着说:‘妈妈,我没有受罪!我要拉琴嘛!’”

  7岁时,盛中国第一次公开演奏。9岁时,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广播了他独奏的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大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全国听众都称赞他是“天才琴童”。1954年,13岁的盛中国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盛雪敏锐地感觉到,被掌声鲜花环绕的盛中国开始有了一点儿自满浮躁的苗头。一天,课间操集合时,盛中国“正旁若无人地拉着小提琴”,最担心儿子炫耀琴技的盛雪怒不可遏,当着所有同学的面打了他一巴掌,盛中国委屈地跑回了家里。尽管后来也多少承认自己的教育方式失当,但盛雪无论如何都希望儿子记住,“年轻人还是收敛些好。”

  

  每次拉“梁祝”,都让观众有新感觉

  1960年,盛中国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师从著名小提琴大师列·柯岗。1962年,他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赛中获奖,成为最早在国际上为祖国争得荣誉的一批演奏家。1964年,盛中国学成归国,在原中央乐团担任独奏员。1979年,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来华访问时曾与盛中国合作演出,并称赞他是“我在中国演奏巴赫双提琴协奏曲的最好的合作者”。1980年,盛中国出访澳大利亚举行独奏音乐会,澳大利亚ABC广播公司将盛中国的名字列入了“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之列。

  在盛中国的众多代表作中,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莫过于缠绵凄美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盛中国与“梁祝”的故事离不开一个“多”字:他演奏“梁祝”的场次最多,录制的音像也最多。生前接受采访时,盛中国从不吝惜对“梁祝”的赞美和喜爱。“我拉‘梁祝’,就是把西方传统的小提琴演奏技法和中国民族的戏曲音乐语言做一种结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刻画梁山伯和祝英台两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渴望美好的爱情,以死相拼,同时我又把封建的残暴和矛盾冲突加大,越残暴,你就越同情这对年轻人。”

  也正是因为这份独到深入的理解与演绎,盛中国的“梁祝”成为北派演奏的代表,更走进了无数人的心底。一生中,盛中国拉过上万场“梁祝”。对待这首像是已经长在了手上的曲子,盛中国仍然不敢有一丝的松懈。“每次演‘梁祝’,我不是机械地重复,我会有新的处理,随着我的阅历,要常演常新。哪怕你的听众听一百回,他都会觉得有新的东西。”

  

  晚年仍一年演出百场,扶持中国曲目

  七十岁高龄的盛中国与他的日籍夫人、钢琴家濑田裕子每年仍要在国内、国外演出100多场。盛中国说:“人不能不吃饭,但人绝对不是为了吃一口饭而活着的。人是有理想、有追求的。我觉得我在国外做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个愿望:展示中国的风采,让他们感到我们国家非常美好,让他们通过演奏家的一言一行,觉得今天的中国确实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国家。我欣慰的是,通过小提琴这个载体,我在国内外听众心中撒下了艺术的种子和对美的追求。”盛中国对中国的艺术普及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唱片流传于世,他在演奏会上也是格外青睐中国民族作品,例如马思聪的《牧歌》《春天舞曲》《思乡曲》;施光南的《瑞丽江边》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针对西洋乐器、音乐在中国普及的情况,盛中国认为把手伸向西洋是对的,但更应关注和扶持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像小提琴这样的西洋乐器,也要尽可能地表现本民族的东西,具有民族魂。“人有灵魂,国家有国魂。国魂是从文化上体现的,所以要像办教育一样扶持它。”

  

  学琴练琴绝不是为了考级,而是美育

  盛中国不仅是杰出的演奏家,也是一位非常有想法的小提琴教育家。他的演绎非常注重音乐的整体性和情感性,并在演奏和教学当中灌注了他的教育思想:教琴首先是教育人。琴童们是从考级曲目的示范视频中认识了盛中国,而盛中国却始终教育我们,学琴练琴绝不是为了功利与外在的考级,而是出于一种美育的作用,使接触到艺术的孩子成长为更好的人。盛中国认为,热爱和学习古典音乐的孩子,一定是情感丰富、易于感动、善良、有审美格调的孩子。音乐是崇尚美好的,受过音乐熏陶的孩子本能的会拒绝丑恶和暴力,会很容易融入社会,也会成为一个容易受公众欢迎的人。

  而他却认为,对孩子音乐素养的培养不能以郎朗、李云迪等音乐天才为榜样。纵观学乐器的孩子中,95%是做不了专家的,学习音乐不是为了成家,而是为了成人。 而那5%能在专业音乐道路上走的更远的孩子,不仅自己要有极高的天分,还得遇到‘明’师,这里的‘明’不是‘有名’的‘名’,是‘明白’的‘明’,现在想有名太容易了,而明白的师傅全世界没几个。李云迪、郎朗都碰到了明白的师傅,因此才造就了他们。

  摘编自《北京晚报》、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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