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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出版大家胡愈之晚年在回忆商务印书馆的同人时,除沈雁冰、高梦旦、郑振铎、王云五、杨端六之外,还“特别要提到一个职工”,这个“职工”就是黄警顽。胡愈之称:他是商务印书馆最特别的一个人,“别的书店没有这样的人”。
黄警顽1894年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阿拉上海人”,他19岁便进了商务印书馆。
1919年,25岁的黄警顽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届学徒考试,当时,面试他们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
从191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46年离开,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一共做了33年(先是学徒,后在发行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变成了一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台,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辞典,一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
黄警顽原本不过是发行所店堂中的一个普通服务人员,其职责是向读者介绍书籍,也附带观察读者在店堂内的举动:“什么人是来看书的,什么人是来买书的,买什么书,以及防范‘孔乙己’式的穷书生。”其实,不仅是穷书生,有一次,商务印书馆的一个股东在看了一本书后,竟要不付钱就把书拿走,他看到了,就拉着这位股东说:“这书你忘记开票了。”这位股东只好开了票付钱,才把书拿走。
原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营业门市部是不开架的,1932年“一·二八”之后,王云五等人致力于恢复商务印书馆的生意,在复业那天打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大幅标语,又以“日出新书一种”为号召。为了方便读者,还特意设置了一个让读者自由翻阅新书的木书匣,但是有些读者尚不能满意这种“小开放”的格局,便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百尺长柜面前挡,看书要用远镜望。若问君索样书看,进出一本莫相商。”王云五遂决定在商务印书馆的书店里实施开架售书,为了防范“孔乙己”,这自然就更需要有像黄警顽这样的职员了。
不过,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独树一帜的并非“保安”功能,而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的雅号:“交际博士”。
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是职员,并不是著作家,不过他一生也写过两篇自传、30多本书,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交际(即公关)和服务方面的,如《二十年社交经验谈》等,此外还有几本是关于南洋华侨史的,如《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等。
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服务了30多年,如其所说,是“每天做着既是紧张、繁杂,又是平凡、简单的工作”,却做出了精彩,这使得胡愈之于耄耋之年还能清晰地回忆到他,可见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未必不能起很大的作用。
当年黄警顽被商务印书馆录用后,先是做“扫店堂、擦柜台、倒痰盂”等服务生的杂务,至1917年升任门市部店员,专门出售中小学教科书。1919年“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的管理者意识到“交际”对发展业务的重要性,遂在店堂内开辟了两间图书陈列室,作为与社会各界读者沟通、联络的场所和基地,黄警顽和赵廉臣两人皆为招待员。其时,赵的年龄要长于黄,遂专门负责接待中年人和外地同业。黄则负责招待本市和外埠的教育界人士与青年读者(据他回忆,他接待过的读者超过了300万人次)。对此,黄警顽后来说:“这是‘商务’能用我之长。”那么,什么是他的长处呢?
据说黄警顽的看家本领是记忆力超人,“他的头脑似乎是一台电脑,装有芯片,任何人见上一面,就被录入到他的‘内存’中去了。认识他的同时代人都对他的这一‘特异功能’既惊异又羡慕”。他自己也称:“我的记忆力比较好,有些人经过两三次交谈,我就能记住这个人的姓名、职业和通常需要的书籍。”
黄警顽的另一个长处,据其所说,是他“居常仰慕晏平仲(即春秋时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晏子)为人,勉尚侠义”。同时,他也很崇尚墨家的兼爱思想。他还出手援助过徐悲鸿。在从事商务印书馆的“客服”时,他对人始终都是格外热情,对读者十分负责,服务周到、办事认真,故而在广大客户和读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尤其是南洋的侨界,对他的接待更是赞不绝口。据他回忆,在商务印书馆“业务繁盛的过程里,我也费了不少的精力——我认识了许多学者和作家,为馆方拉到了不少稿子,还同南京政府与教育和出版有关的高级行政人员,拉好了有利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这就是“交际博士”的特殊作用了。
上世纪30年代,黄警顽早已是“上海闻人”之一了,那时他除了为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奔走之外,还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如创办了“民生工艺场”“晨更工学园”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创建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事务中。那时在《申报》的“社会新闻”栏目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消息。1941年,《申报》成立了社会服务处,还请黄警顽兼任了处长,负责助学、济贫、救难、处理读者来信等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时,上海沦为“孤岛”,其间黄警顽曾与苏北的新四军有过联系,不料引起日军的注意,据说他一度遭到逮捕,受到拷打。
黄警顽对婚姻,原来是抱“独身主义”的想法的,因为“五四”时“独身主义”曾是在青年中流行的一种思潮。不过40岁时,他终于打破了“戒律”,与柏静如小姐结了婚。黄警顽与柏小姐的婚礼在当时有些奇特。由于黄警顽深受墨家崇尚俭朴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这场婚礼办得极为简朴,在发给亲友的喜柬上,还用大字注明了:“礼不收,酒也不请”,一时成为坊间的谈资,当时的名记者俞颂华还特意在《新社会》半月刊发表了一篇《一个别开生面的喜柬》,称:“黄君的这种简单的结婚式,我以为很足矫正旧式新式婚礼上侈靡的陋习……”
黄警顽一辈子服务于出版界,1947年,他应徐悲鸿之邀,去了北平中央美院工作。1953年,徐悲鸿去世后,黄警顽继续留在中央美院从事工会工作,不幸在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被迫退职回到上海。当然,上海早已是另外的“江湖”了,这位“交际博士”再也施展不了他的本领,据说那时他家仅是一个12平方米的亭子间,里面住着妻子、儿子和外孙女3人,他无处容身,只得在公用过道上栖身。
“文革”结束后,1978年,中央美院纠正了对他的“右派”错案,全国政协也恢复了他的经济补贴,并分给他一套住房。一年后,黄警顽因病去世,享年85岁。

    据《文史博览》散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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