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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济是湖北钟祥人,也是首位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时代。”

不解人类学情结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晚年曾回忆自己的老师李济:“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而人类学正是李济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说:“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和世界人类的脑袋对比。”李济始终认为,只有用人类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现象,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这位怀揣着人类学情结的考古泰斗,却是半路出家。1918年,李济获得官费留美资格,进入了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学士。因为选修课上接触到了人口学,李济毫不犹豫放下心理学,改读了人口学。那段日子里,李济每时每刻都泡在图书馆,记录下书中的要义和自己的思考。舞会、联谊会这些学生们常常参与的活动,李济一概不参加。
      因为这份执着,李济和人类学的情缘越发深厚,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后,他发表的《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在学术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著名哲学家罗素对这个20多岁的中国青年赞不绝口,罗素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还引用李济文章中的数段话。
       李济在美国学术界的声名越来越大,他的导师希望爱徒能够留在美国的学术机构,所以给李济提供了优渥的待遇和科研设备。李济没有被这些打动,他的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正被祖国召唤。1923年夏天,李济收拾起行囊,离开了了风景如画的查尔斯河畔,回到故乡。这一年,他把自己的字从“受之”改为“济之”。

维护考古主权
       回国以后,李济受教育家张伯苓邀请,在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并兼任文科主任。在那里,他通过朋友认识了地质学家丁文江。正是因为这位热爱考古发掘的朋友,使李济逐渐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李济与丁文江一见如故。他们都想探究中国人的始源,共同的理想让二人无话不谈。这时,河南新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丁文江知道后,立刻联系李济,希望他能走到考古挖掘的一线。丁文江自筹二百大洋给李济作发掘经费。面对好友的鼎力支持,李济非常感动。1923年秋天,李济前往新郑,开始了自己人生中首次小规模的考古发掘。
       当地人不肯合作,士匪常常捣乱,很多墓葬已经被盗墓者挖掘,让李济的发掘工作步履维艰。这番考察,李济虽然常常有顿挫曲折之感,但依然倾尽全力,为日后考古工作打好了基础。事后,他还写出了研究论文《新郑的骨》。丁文江的苦心没有白费,李济在新郑的发掘,为整个中国近代考古翻开了开山之篇。
1924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派考古学家卡尔·毕肖普前往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因为久闻李济大名,毕肖普特意邀请了李济参与考古。因为当时中国大部分文物流失西方,李济在回复毕肖普的信中,先提出了两个合作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另一个是在中国挖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肖普非常敬佩,他回复道:“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殷商文化发掘者
       1924年,甘肃广河县洮河西岸,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了齐家遗地。次年,他又在周口店发现几枚原始人的牙齿。西方科学家的发现一次又一次鞭策着李济。
       1926年,李济发现了山西的西阴村遗址,因为连年奔波,体质虚弱,李济患上了斑疹伤寒。李济卧床不起,家人以民间偏方救治,差点让李济鸣呼哀哉。幸好赵元任夫人探病时及时发现,送他前往协和医院,方才康复。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李济体验到了死而复生之感,更觉得时间宝贵。病情稍有好转,李济就开始筹备西阴村发掘,并向山西政府申请。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没有回复李济,但内务署官员素闻李济爱国之情,于是批准了挖掘申请,“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墓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
       李济在西阴村的发掘,为中国考古奠定了科学的方法,“探方法”“三点记载法”“层叠法”都与如今考古工作一脉相承。1928年至1937年,李济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殷商文化重新走到世人眼前,在《安阳发掘之回顾》一文中,李济说:“安阳发掘所获得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
       其中,最让李济感到震撼的莫过于1936年发掘的“地下档案库”。在李济组织的第十三次发掘过程中,他们无意中挖出堆积着数以万计的刻字龟甲,面对着极大的库藏量,大家不知如何挖掘,李济当机立断,要求对其整体挖出,避免出现破坏,之后用木箱装好,运送到研究所再清理,可以说,他的这个决定,对保护1.7万片殷商刻字龟甲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古老的文字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美国学者罗杰斯不吝赞美之词,将李济的殷墟考古比作特洛伊遗址的发掘,“二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
       1979年,李济去世后,人们发现,尽管他一生发掘、保管文物无数,可遗物里面却没有一件古董,只有两三件仿艺术品而已。
据《莫愁时代人物》姜雯议/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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