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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这是古之箴言。蔡畅,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对下一代的思想和行为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爱而有度,严而有格。她特别注意对孩子们进行道德品质上的教育,培养他们艰苦奋斗、公私分明、自食其力、奉献社会的良好观念。

“不能随便多嘴,一定要记住”
       蔡畅经常嘱咐女儿嘴要严,当外人问话时要按妈妈说过的回答。她告诫女儿最多的就是“不要多问”。1928年春天,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把母亲葛健豪、女儿李特特、哥哥蔡和森的女儿蔡妮和姐姐的女儿刘昂接到上海,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这个看似正常的家,其实还是党组织在上海的一个联络机关。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经常搬家、改名换姓,以此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巡查和捕杀。李特特感受最多的是生活的孤独与母亲的生硬,“有时妈妈告诉我,今天不要说姓李,要说姓王;再到一个地方又要说姓别的。我就问为什么,妈妈说小孩子不要多问”。有一次,李特特和爸爸妈妈去一位叔叔家吃饭,他逗趣地喊她“小理产”(湖南人称“小能干”的意思),李特特得意忘形地讲述他们家不断改住处、换姓名的事情。蔡畅不但没笑,反而严厉地批评她说:“我再三叮嘱你,不能随便多嘴,一定要记住。”
       对于那种东奔西走、东躲西藏的日子,李特特表现出不理解、不高兴、不耐烦。每当小特特问:“我们上哪里去?为什么刚找的房子就不住了?”蔡畅总会严肃地告诉她:“小孩子不要多问!”在李特特的记忆里,他们遇到过很多突发状况,但都因为母亲的机智、勇敢化险为夷了。
      在战争动乱的环境下,革命党人的孩子在很小的年纪就养成了少言慎行的习惯。蔡畅偶尔尝试交给孩子一些小的任务,培养她做事警觉、勇敢的能力。由于革命的需要,蔡畅与女儿聚少离多,当李特特谈起父母,显得既生疏又感伤,“她(指母亲)‘训’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但究竟什么是不该问的?我不知道。直到长大,我才明白,我四岁就参与革命工作了”。

“新十年,旧十年,缝缝补补又十年”
       蔡畅经常教导孩子们不能忘本,更不能忘记艰苦生活,要勤俭节约,用知识回报国家。她给孩子讲她之前的事情,孩子们耳熟能详,相互讲:“她(指蔡畅)是15岁当小学教师,要以微薄的薪水维持她和母亲的生活。在旧社会,很讲究外表,再困难,当教师的也要穿得像个样子,否则职业便无保障。她只有一件可以穿得出去的旗袍,去学校时穿上,回到家赶紧脱下;穿脏了晚上赶紧洗了,次日再穿上。”蔡畅的高尚品德和朴素作风,让孩子们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特特七岁那年,跟蔡畅出去办事,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她看中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却被母亲生拉硬拽地拖走了。蔡畅给委屈的李特特讲革命生活不易,告诉她不要追求物质享受,后来还亲手给她缝制了一条花裙子,这也成为李特特童年的美好回忆。李特特小时候穿的都是哥哥姐姐们的旧衣服,或者是大人的衣服改小的。
       长大回国后,蔡畅告诉她祖国发展的艰难,要用所学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蔡畅和李富春依然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和忘我奋斗的工作作风,时刻严于律己。李特特对于母亲的“抠门”常说:“人家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是‘新十年,旧十年,缝缝补补又十年’。”
公私分明 自食其力
      蔡畅治家很严,对女儿和外孙有一套不成文的“家规”——公私分明,自食其力。新中国成立后,蔡畅、李富春在中央部门都有重要职务,对于不可接触的报刊和参考资料,蔡畅再三警告李特特:“我和你爸爸的办公室,你不要随便进去,更不能翻看东西。客厅里有报纸和杂志,这些你都可以看。”外孙李勇年龄小又调皮,总想着坐车出去转转,甚至向蔡畅央求用汽车接送他上学。蔡畅耐心地教导他:“汽车是爷爷奶奶工作用的,不是家用的,更不能接送孩子。”对于李特特,蔡畅从不娇惯她,而是要求女儿自力更生。李特特住在家里时,蔡畅要求她每月从工资中交出一部分,作为她和孩子的生活费。
       后来,李特特离开家搬到单位住,孩子每个月的学费和托儿费也都要从她工资里扣除。李勇是外婆蔡畅带大的,从李勇上幼儿园一周接一次,到小学寄宿,再到中学住校,蔡畅都放手让他慢慢独立成长,培养他的自立意识。她常常督促外孙自己打扫房子,自己洗刷衣物,自己缝补衣袜。
      在李勇15岁的时候,蔡畅让他感受军队的纪律生活,着军服,扛枪放哨。李勇感受到老人的用心:“我和外婆商量好了,今年暑假,我要在这里当战士,日夜放哨,锻炼军风军纪,体会有意义的生活。”蔡畅就是在一些微小事情上不放松教育,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培养孩子独立、坚韧的品格。

“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和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方便蔡畅夫妇采购,国家给她家配了一辆吉普车。蔡畅认为车辆使用率不高,是一种浪费。于是,她与李富春做好管理员的思想工作,把专车退回给国家。有一年,李特特到北京郊区农村劳动。将近冬天的时候,蔡畅让警卫员给女儿送去一床棉絮,谁料警卫员使用了公车,并让司机接送。回来后,蔡畅批评他们说:“你们开车去,招摇过市,影响多不好。我们的孩子那么特殊,群众会怎么想?”从那以后,工作人员再也没有对他们的子女特殊照顾了。侄儿李再青回忆说:“婶婶总要关心询问我们在学校的表现,学习是否用功,有没有违反学校纪律的现象等。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更不允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和特殊化。” 20世纪60年代,李特特生下女儿后到原子弹实验基地工作,她托人将孩子送到全托的妇联托儿所。蔡畅知道情况后,批评办事的那位同志:“你怎么把特特的女儿送进去的?打了我的招牌吗?”得知没有受到特别照顾后,蔡畅才放下心来。据《百年潮》曹倩倩/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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