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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亲,巴金没有太深的印象;对母亲,却是深深地爱着。1936年,在母亲去世20多年后,巴金在《我的几个先生》中将母亲称为他的“第一位先生”,他自称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她性格中最宝贵的部分——仁爱。他深情地回忆:“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与富。她叫我去帮助那些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就将他们打骂。”

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巴金的母亲陈淑芬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浙江,10岁起跟着做官的父亲到四川定居。她天资聪颖,进过私孰,知书达理,从小熟读唐诗宋词,很早就与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典诗词陶冶了她的性情,她为人谦和,品性善良,豁达大度,富于同情心。作为李公馆的大房媳妇,她嫁到李家时,公馆曾为她进门演了三天戏,使整条街都知道了这件喜事。进门第二年,她生下了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为李家带来传宗接代的长房长孙。接着却连生了三个女儿,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族里,女儿太多不免成为人们嘲讽的话柄。加上丈夫李道河性情豪爽,平时很受朋友器重,却并不为上司赏识,官运很不亨通,陈淑芬因此成为李公馆的众矢之的,她因缺乏帮夫好运而受到揶揄,日子很不好过,只有对着她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暗暗掉泪。不久,雪上加霜,三岁多的大女儿又夭折了。然而就在清王朝行将崩溃时,陈淑芬的第二个儿子尧林(在家族中排行第三,巴金称之为三哥。)出世了,接着第三个儿子尧棠(即巴金)也来到人间,他们的到来,给在大家庭里受困的母亲解了围。

巴金在《最初的回忆》里说:“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头脑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一张温和的脸,被刨花水抿得光滑的头发,常常带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我尤其不能够忘掉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他记述了母亲生他前一天做的那个奇怪的梦。巴金无比幸福地回忆道:“母亲是爱我的。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没有骂过我,她使我在温柔和平的空气里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
巴金就是在长辈和下人的爱抚和娇宠下度过幼年的。1909年,宣统皇帝即位。李道河好不容易得到官府通知,到广元当知县。陈淑芬带上孩子和老小仆从浩浩荡荡随夫上任。她已生过六个孩子,身体原本不好,这时偏又怀有身孕,沿途照料丈夫和孩子,辛劳难以言喻。从锦城成都到贫瘠山区广元,行程400多里,既无铁路又无公路,乘船坐轿,颠簸20多天,全家才平安到达。不久就生下了巴金的第一个妹妹,也就是巴金家那位和蔼可亲的“九姑”,第二年又生下第二个妹妹。到广元后家里找了个很和善、会画各种人物山水花草房屋的刘先生教孩子们读书,书房就在二堂旁边,先识方块字,然后就读《三字经》,再读《百家姓》和《千字文》。陈淑芬亲自用白纸给每个孩子各做了一个小册子,她每天在那些小册子上写下一首词,是依顺序从《白香词谱》里抄录来的。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光下,小巴金和哥哥靠了母亲站着,手里捧着小册子,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他们读着这些词句,并为孩子们讲解,教孩子们念诗识字。他们跟着母亲一字一字地读,直到可以把这些字连成句子。于是陈淑芬就拿出一根牛骨制的印圈点的东西和一盒印泥,让弟兄们跪在方凳上面,她自己则专心地给读过的那首词加上圈点。第二个晚上又让孩子们温习那首词,直到他们会背为止。这就是巴金最早接触文学,他至今还记得那白纸上一个个娟秀的小字。他说:“这是我们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它使得巴金兄弟终身受益,从此以读书为乐。他说:“我们从没有一个时候觉得读书是件苦的事情。”

母亲教他品行德操
陈淑芬不仅教孩子们吟诗念词,更注意培养他们的品德操行,让他们懂得如何做人。有一次刘先生把一张他自己绘制成功的、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的图画给了巴金的三哥,三哥捧了那张画快活地向弟弟炫耀,使幼小的巴金妒忌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红着脸,径直跑到先生面前,也要要一张。先生答应过几天再画一张给他,但他不依,非得立即就要,并马上就哭出来,任先生怎样哄都没有用,还恨起先生来,开口骂他是坏人。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二姐把他半拖半抱地弄进母亲房里,一向疼爱他的母亲摆出严肃的面孔,狠狠地责备了他,他才止了泪,抽泣地听着母亲的教诲。最后陈淑芬叫小巴金跟老书僮贾福到书房去,向先生赔礼,并且要贾福传话叫先生打他。先生没有打,还让他坐在方凳上,帮他结好散了的鞋带。小巴金一下长大了许多,晚上睡觉时,他拿出枕头边的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通通送给了三哥。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

有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点小事摆起主人的架子,把小丫头香儿痛骂了一顿,还打了她几下。香儿去向陈淑芬哭诉,陈淑芬把儿子叫到香儿面前,温和地对他说:“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三哥羞愧地埋着头,不敢说话,香儿快活地在旁边窃笑。三哥低着头慢慢往外走,陈淑芬又把儿子叫住,“三儿,你不忙走!”“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我懂……我记得。”不仅三哥懂得了记得了,在旁边的小巴金也懂得了也记得了。陈淑芬这才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瓷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孩子们,“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父亲当县官,升堂审案是常事情,刑讯逼供在那个朝代也不足为奇。一个上午母亲房里没有别人时,小巴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说:“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了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罢。”父亲沉吟了半晌:“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接着又坚决地说了一句:“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陈淑芬的话在丈夫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他就不曾再用过“跪抬盒”的刑罚,也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

母亲仁爱的气质遗传给孩子们
辛亥革命那一年,李道河辞官回故里。1913年陈淑芬生下了她最小的孩子后,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她嫁到李家,前后十七八年,生了九个孩子,她的青春为多子女作出了牺牲。1914年7月,那是一串闷热不堪的日子,陈淑芬已经病倒二十多天了。当时巴金还不满十周岁,他还像往常一样,不时地跑到房间里去看母亲,回答母亲的各种问话。他觉得母亲瘦了。隔了几天,他又看见母亲还在为着大哥的亲事操心,为大哥的订婚准备聘礼。又过了两三天,母亲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整个身子不能动弹,脸部显露着痛苦的表情,两眼含着泪水。20日深夜,陈淑芬含泪告别了她的亲人,撒手离开了人间。当时她最心爱的孩子巴金和他的三哥正睡在她隔壁的房间里,等到第二天早晨他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母亲去世时巴金还很小,但母亲仁者爱人的精神气质遗传给了她的孩子们,尤其是最心爱的孩子巴金,使他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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