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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肃(753—793)是中唐大历、贞元时期的古文家,祖籍安定郡乌氏(今甘肃泾川县东北),自高祖梁敬实起迁居河南府陆浑县,父梁逵再迁今河南省新安县居住,此为梁肃出生地。梁肃在文集中自称“安定梁肃”,时人均以籍贯名之,可见文化上梁肃认同的是祖籍安定。少年时期,梁肃辗转流徙浙东、常州等地,后以文投谒古文家李华、独孤及,受其推重,并师事独孤及。官至监察御史、翰林学士领东宫侍读、史馆修撰等职,名位清显,儒林推重。

梁肃为人笃厚诚明,德行圆融,侍父母至孝,待师长至敬,喜奖掖后进,时人比之为颜渊、黄叔度。虽仕途通达,然为人闲淡自守,不问时局,政治上“无适时之用,任使之勤”,对管仲、诸葛亮之流“留心济世”的栋梁之材并不推重,亦无所取法(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梁肃学识渊博,博通三教,合其两长,从不锋芒毕露,为人为文均温柔敦厚,鲜涉政事,因此也没有政敌、论敌。

梁肃流传下来的文章以赋、序、赞、记、碑铭、墓志为主,多为散体,有少量骈体赋作传世,如《指佞草赋》《述初赋》。其作品大多为迎送交游之词,论议重在述古,记赞主阐佛学,少数像《过旧园赋》这样“追感平生”的作品,才会流露出“悲伤涕 ”的情绪。梁肃的文章,最大特色是“渊奥”,为文引经据典,六籍百家,信手拈来,论古誉今,纵横捭阖,《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兼之出入儒释,旁及道流,读罢给人学识渊博、议论卓然之感,难怪乎时人推重如此。崔恭评价他的文章“神道设教,化源旁济”,所指正在于此。梁肃创作有意回避了社会热点,少涉时事,以非常正统的文学观念引领社会风气,加之口不论人非,得以俯仰人世,优容自适,因此崔恭说他“ 当世,激清风”(《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并非指其关切社会现实,而是指其为文符合社会主流文化,并为弘扬清正之气作出了贡献。这样的创作,在当世获得美誉,但难以产生传诸后世的经典作品,因此文学史上光芒黯淡。

梁肃的文学创作实践虽然呈现出这样的格局,但他的文学批评多有卓见,其文学观念也非常重要,因此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难以绕过的重要人物。
梁肃是中唐古文运动桥梁式的人物,上承萧颖士、独孤及,下启韩愈、柳宗元。其文论,创作方面主张“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认为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斯文败坏。他对文道关系、道气辞关系的论述,无疑是韩愈和柳宗元古文主张的先声,更对其之前的独孤及等人的理论主张做出了比较大的发展。从唐代古文革新的几个基本关键词的角度考察,梁肃的贡献是系统性和全方位的,甚至他也注意到了文章的“缘情”传统,提出了“文胜则缘情而美”(《送前长水裴少府归海陵序》)、“诗人之作,感于物,动于中,发于咏歌,形于事业”(《周公瑾墓下诗序》)的主张,他对屈宋枚马的肯定,“显示了古文理论由宗经传道向缘情体物的发展”(胡大浚《〈梁肃文集〉前言》)。这正是他对古文运动理论作出的贡献,但梁肃的创作走的却是一条温柔醇和的路线,“信佛、复古、而不适于经世之用”(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他的古文理论主要空言明道,很少关涉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与韩愈“不平则鸣”、柳宗元“辅时及物为道”的理论主张不同,后者积极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创作者的内心情怀,并运用在创作实践中。梁肃文学成就的“病弊”在于理论主张的“先进”与创作实践的“复古”相互背离,未能很好结合,进而创作出经典传世作品,这也是他当世名声斐然而后世默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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