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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自1916年从日本留学归来至1927年就义,在北京度过了他短暂而崇高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北京可以称为他的第二故乡。在李大钊人生这最后10余年内,他不曾为自己购置过房产,仅先后租住了8处住所。最初几年,李大钊仅一人在京,加上工作变动比较频繁,所居住过的地方时间都很短暂,时间较长的也不过半年左右。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正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当时薪水为每月120块银元。1920年被北大评议会评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以后,收入又提高一些。此时的李大钊不仅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兼任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五所大学的教授,每月收入可以达到200至240银元。 在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后,于1920年的春天,李大钊租下了石驸马后宅35号,暑假后便回老家把家人接来此院长住,从此开始在北京有了稳定的家居生活。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在石驸马后宅35号居住将近四年,这里不仅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所,还是李大钊与家人在故乡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这处宅院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坐落于现西长安街南侧新文化街风貌保护区的文华胡同内,与北侧的民族文化宫相望,质朴宁静,院落西侧屹立的李大钊同志半身铜像,庄严凝重。故居院内两株海棠树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在北京居住期间,李大钊大多租住在西城,一来因为他上下班大多步行,相对距位于现五四大街的原北大红楼图书馆较近,二来当时西城租房价格与东城相比较为便宜。以石驸马后宅这处住所为例,小院为民国时期民居建筑,由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共计13间房组成,因为小院没有南房,不成四合院规格,故被称为“倒座的三合院”,除正房是起脊式建筑外,耳房及厢房都是平顶建筑,说明此宅院造价相对低廉,且入院由北门进入,并以下台阶形式出现,为民间所称“三级跳坑”,一般居住者都是平民老百姓,这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的社会地位形成了极大反差。连李大钊最喜欢和孩子们做的文明游戏——军旗,都是自己画棋盘,亲手做棋子,这一切均体现出了李大钊简朴的生活作风。 故居的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兼会议室。在这里,李大钊主持过党的会议,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认为党的名称应该是“共产党”;在这里,李大钊接待过文化名人、朋友、青年学生;在这里,李大钊写出的文章,涉及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和民族问题、妇女问题以及图书馆建设等,为中国现代文化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建树。这里还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最重要历史见证。 现在书房内的陈设是根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忆李大钊》一文中的描述,进行原状恢复布置的。

    1922年初夏,在武汉区工作的包惠僧接到党中央的电报,要他赶赴北京联系李大钊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包惠僧抵达北京的当晚便由邓中夏陪同来到李大钊家,包惠僧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面就是在书房:这间房子是三小间合成的一大间,靠着三面墙壁陈设着四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靠窗户的这面,有个相当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对过有两张条桌,条桌上面堆满了报纸和杂志,也同书籍一样,中国的、外国的都有。 李大钊多年来的生活规律是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每天回家都要抽出两三个钟头的时间去读书或是写作,从来没有间断过。通过李大钊丰富的藏书,让包惠僧体会到“李大钊对追求学问是如何地肯下功夫。”李大钊住在石驸马后宅35号这4年是李大钊同志创作的黄金时期,撰写各种文字达到182篇,文字总量超过50万字,平均起来不到8天就要完成1篇。其中1920年3至12月共计34篇;1921年共计50篇;1922年共计49篇;1923年共计45篇;1924年1月共计4篇,占《李大钊全集》收录文章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朱务善是北大学生。1920年春天至1925年末朱务善出国前,他们几乎朝夕未离。朱务善曾回忆道:“李大钊同志平素谦虚和蔼,生活又很艰苦简朴,待人诚恳,遇人有困难,常常自节以济人,遇有同志间或工人中有求助于他时,守常同志虽在困难之中,但总设法帮助。”朱务善当时到李大钊石驸马后宅的住所办事或开会,都是李大钊亲自动手沏茶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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