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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身名门,天生就是个做诗人的料; 一辈子官运也算亨通,但在宦官专权、党争严重的官场上,他个人的理想、抱负都难以实现; 有人说他整天流连于青楼,追芳逐艳是自甘下流,岂不知有一种放浪形骸叫无奈,有一种佯狂叫自我保护……

  前文我们说到杜牧离开湖州十四年后,才终于争取到来湖州任刺史的机会。他一到任,就开始打听那对母女的下落,并很快就找到了她们,但当年的那个让他一见倾心的小姑娘,已经嫁人三载,有子二人了。杜牧不由大为感慨,还写了首诗,以解心中之失望。

      诗曰: 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 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

      是年,杜枚48岁。 之后,杜牧在湖州大约只做了一年左右的刺史,就又被调回了京城,任考功郎中(唐代吏部下设四司,每司设考功郎中一人,品秩为从五品上)。不久,又被擢升为中书舍人(隶属于中书省,专门负责为皇上起草制敕文书的官员,品秩为正五品上。这也是杜牧一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了)。但杜牧自回京以后,身体就不好了。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杜牧又一次病倒,竟一病不起。一日,他在梦中梦见有人给他题了四个大字“皎皎白驹”。醒来后,他正思索着梦中的情境,就听“咣”的一声,原来家里正在煮饭的锅突然炸裂了。 呀!难道这“皎皎白驹”四个字,乃是在说我这如白驹过隙的一生,就要走到尽头了?杜牧不由惊出一身冷汗。中午时分,自觉大限将至的他,勉强起身,吃了几口粥,然后,又为自己写了一篇墓志铭,其中有言:“某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乃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之后又一把火,烧掉了自己大部分的诗稿,是晚,便一命呜呼了,享年只有50岁。 从杜牧临终前为自己写下的这篇墓志铭和一把火烧掉自己大部分诗稿的行为来看,杜牧相对于作为一个诗人在历史上留下姓名,还是更想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只是他生不逢时,徒唤奈何!传说杜牧死后,张好好便来到他的坟前自尽了。

     杜牧一生四处留情,说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爱情经历,有的无非是一些风流韵事,若非张好好这一殉情,他的“薄幸名”还真就给坐得实实的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杜牧与李商隐的关系,为什么要说他俩呢?因为这两个人不仅生同时,且在诗史上被并称为“小李杜”,“大李杜”当然就是李白和杜甫了,我们都知道李白和杜甫的关系还是不错的,那么,“小李杜”又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关系非常一般,甚至可以说是不太好。那他们之间是有什么矛盾吗?好像也没有什么矛盾,李商隐对杜牧其实还有点巴结,但杜牧却有点看不上李商隐。那又为什么看不上呢?

     首先,李商隐的出身与杜牧相去甚远。先说杜牧,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杜牧出身名门,京兆杜氏是自汉代以来,六大豪族之一,时谚有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其祖杜佑是德、顺、宪三朝的宰相,同时又是著名史学家;其父杜从郁曾为太子司议郎,官至左补阙。而李商隐呢?虽然他说自己与唐皇室是同宗,但并无材料佐证,就算有,也隔着十万八千里了。其高祖李涉担任过的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县令;曾祖李叔恒,不过是个县尉;其祖李亻甫,也就是个州参军;其父李嗣,虽曾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但在他出生时也只是一个小县的县令。 其次,杜牧的科举之路是“两枝仙桂一时芳”,而且还是高中——排在他那一科进士的第五名。而李商隐却是在考了多次之后,才勉强考取了进士,名次虽不说垫底,但也差不太多。虽然我们不能以中进士的名次高低来论英雄,但他们作为当事者,心中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第三,就是当时政坛的主流是“牛李党争”。凡是入朝为官的人,处境都难免不会受到党争影响。杜牧、李商隐虽都无意于党争,但杜牧由于其出身高贵,固可以两边的马屁都不拍,而且还能脱身局外,只能说他不是一般人,但是李商隐可就不行了。因为李党的党首李德裕可以说是杜牧的爷爷杜佑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尽管杜牧后来与牛党的党首牛僧孺走得较近,李党中人碍着李德裕的面子,也不好说他什么。且他一生为官大部分时间,都沉迷于拈花惹草之中,至于政事,只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给人的都是对政治不感冒的印象,而他又是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子,是以两方面的人对他,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该给面子得给面子。这或者也是他的聪明之处。

     李商隐却是先受了牛党领袖令狐楚的恩(当初,若不是令狐父子帮忙,他可能连进士也考不上),后来却又去做了李党骨干王茂元的女婿,而他又没有杜牧的先天优势,结果就搞得两边都不是人了。牛党以为他是叛徒,李党也不信任他。 第四,这两人虽然都是才华盖世的大诗人,但他们的文学审美眼光却大不相同。杜牧是白居易的高端黑,李商隐却是白居易的脑残粉。 杜牧曾在他的《献诗启》一文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绮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所谓“习俗”,即是指元稹、白居易所创的“老妪能解”的“元和体”。又其好友李戡病死之后,杜牧为其撰写墓志铭,其中有转述李戡的观点:“:……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鲜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蝶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可见,杜牧对元、白之诗歌是如何的不感冒。另外,杜牧之所以那样排斥元、白,除了不欣赏他们过于浅显、通俗的语言风格外,更重要的是,元、白曾经压抑过杜牧最欣赏的诗人李贺和张祜。杜牧年轻时,曾向张祜学诗;也为张点过“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的赞。 而李商隐却对白居易是很要好的。元稹死的比较早,白一时精神空虚,就跟李走到了一起。相传白还说过“我以后死了,要投胎做你儿子”。结果李真生了一个儿子,还真给他取名叫“白老”了。

     杜牧这么讨厌白,又怎么会喜欢李商隐呢?  那这两人见过面吗?应该没见过。不过公元849年,两人曾同时在长安待过几个月。是年春,37岁的李商隐由周至县尉调任京兆尹留假参军事,令典章奏。而当时已经47岁的杜牧,也刚由睦州刺史任上,调回长安,任司勋员外郎兼史馆修撰。数月后,大约是在入冬前后吧,李就去了徐州刺史卢弦正幕中,而杜也在不久以后,又被外放为湖州刺史了。 当时,论职级,杜牧是从六品上,李商隐只是从八品下。李商隐应该是没有机会见到杜牧的。不过,他肯定还是想认识一下杜牧的。其时,杜牧为一个名叫韦丹的人写了个碑文(《韦丹遗爱碑》)。这个韦丹曾使新罗(今朝鲜),不辱使命,后为容州刺史、河南少尹,召拜谏议大夫,差事干得都不错,宪宗皇帝很喜欢他,就让杜牧给他撰写了这个碑文,以示褒奖。这事其实不大,但此文一出,李商隐立刻就给杜牧献了首诗,大拍其马屁: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李商隐献诗的目的无非是想讨好一下杜牧,希望以后能得到他的提携。但杜牧完全没有理他这个茬儿。李商隐还不死心,又献了首诗:高楼风雨感斯文, 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 人间惟有杜司勋。但杜牧还是没有理他。李商隐能怎么办?也只能是捧着自己那颗破碎的心,远远地望着“去天五尺”、位于“长安城中央”的杜府高门,暗自嗟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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