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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游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中国文学史中,没有哪一个诗人像他这样表现出如此严重的两面性,在文学创作中,总是理论上一套,而创作实践又是一套。这种矛盾表现在他表面上鄙视晚唐诗,但暗地里却深受晚唐诗的影响。陆游多次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对晚唐诗鄙视的态度,如《记梦》云:“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蒿。”
  钱钟书先生认为陆游“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谈艺录》),齐治平先生也认为“他(陆游)鄙夷晚唐……可是实际上他自己却濡染晚唐,功夫很深。”(邱鸣皋《陆游传论》引)莫砺锋师也持相同观点,认为陆游“在理论上对晚唐诗予以严厉的批评,在创作上却又受到了晚唐诗相当深的影响。”
  我们发现,陆游有更愿意与主流观点及时代潮流保持一致的言行特点。士风以欲收复失地表示爱国,陆游则于诗中反复高唱;诗坛鄙薄晚唐诗风,于是,他也高声鄙视之;词坛受苏轼“以诗为词”观念影响,强调“词与乐府”同出,追求词合“风”“骚”之义,他则对《花间集》多有指斥。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莫砺锋师在《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一文中认为陆游之所以鄙薄晚唐诗,并不是“违心作高论”,而是“出于南宋初期的现实政治斗争及诗坛风气之争的需要”。可见,陆游的文学观点具有现实功利性。我们说评价一个人不能仅听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陆游言语和行动分裂的个中原因恐怕在于他的功名之念。他与苏轼比起来,“缺乏忧生意识,多的是忧世意识”,“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胡元翎:《陆游未能成为词中大家原因探析》),所以,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埋藏了自己的真实喜好而不知。虽然人说“亘古男儿一放翁”,但是,实质上陆游是软弱的,他太屈从于所谓的正统与主流,从他的爱情悲剧里就可看出他的软弱性,他的身与心总是在社会规范的压制下分离,所以,他嘴里不喜欢词却“渔歌菱唱不能止”,不喜欢词却在他的诗歌里留下较浓的词之意味。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放翁词提要》中认为:“游生平精力,尽于为诗,填词乃其余力,故今所传者,仅及诗集百分之一。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时掉书袋,要是一病。杨慎《词品》则谓其纤丽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其短其长,故具在是也。”此评深得陆游成败得失之肯綮。陆游以诗人之身份作词,他作为诗人的文艺观念影响了他的词体创作,故其词只能徘徊于诗与词之间,终不能达词人之胜境,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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