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北广人物» 新闻

精彩内容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像伫立其中——一位短发少女拿着草帽,身体微微前倾,迈出去的步伐彰显着年轻人独有的意气风发。而“青春”的原型,便是如今已满头银丝的樊锦诗。敦,大也;煌,盛也。自1963年从大学毕业后,樊锦诗扎根风沙之中的敦煌,五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护着这座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记者专访樊锦诗,聆听“敦煌女儿”半个世纪以来的执着与真诚。

  

  一见定终身

  见到樊锦诗是在北京冬日里的一个阳光和煦的晴天,上午十点,她如约来到人民网。“岁月悠悠倏忽如一晃,上海姑娘两鬓也如霜”,年至八十的樊锦诗满头银丝,身材清瘦。

  谈起初到敦煌时,樊锦诗笑笑,仿佛在述说一段久远的故事。1962年,她来到心心念念的敦煌实习。然而,艰苦的条件令常年生活在大城市的她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她一边说着,一边侧过头,做出洗发的动作,“在敦煌洗完头发之后,头发都是黏的,水的碱性太高了。”樊锦诗皱皱眉,回想起当时生活环境之恶劣,仍有些难以置信。

  既然条件如此艰苦,为何后面仍选择了敦煌?“作为学生,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的壁画艺术,全然忘记了外部世界,仿佛沉浸在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之中。”樊锦诗用手比画着,对敦煌的着迷溢于言表,“类似这个房间一般大的洞窟,就有非常丰富的艺术内容。” 只要谈及敦煌,樊锦诗就如打开了话匣子,叙述淳朴生动、眼神澄澈明亮。在她温婉的外表下,有着荒漠与戈壁赋予的直爽与真诚。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越接触敦煌,越觉得它真的是深不及底。越了解敦煌,也就越热爱敦煌。”而在敦煌越待越久的她,内心也越来越矛盾——1967年,她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金章结了婚,当时的彭金章在武汉工作,虽然成了家,但夫妻二人却过着天各一方的日子。樊锦诗的声音逐渐轻柔起来,似是触及心底柔软的一块,“我丈夫都明白,他知道我对敦煌的感情,他知道我已无法舍弃敦煌。” 在两人结婚的第十九个年头,彭金章决定舍弃自己在武汉的事业,陪妻子扎根敦煌。这位迟来的“敦煌女婿”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做出了突破性的发现,这让樊锦诗感到安慰, “不管是田野考古还是石窟考古,他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样我也觉得安心,不然真的是为我牺牲了。”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且符合全部六条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十分少见。“这样一处超越国界、超越时空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将它保护好。”樊锦诗神色稍敛,语气中有着不容置疑的认真与坚定。但洞窟艺术的老化,只能延缓、不能逆转;洞窟保护,无异于和时间赛跑。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保护是我们的任务,研究是我们的任务,弘扬也是我们的任务。”游客的日益增多令她既高兴、又担忧。樊锦诗揪心道,“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等因素一改变,对脆弱的洞窟而言可能就是不小的打击。”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让樊锦诗眼前一亮。她决定建立数字档案,让洞窟艺术“容颜永驻”。现在,游客在进洞参观前,会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球幕影院观看时长20分钟的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梦幻佛宫》。这彻底改变了莫高窟游客们的参观模式,不仅优化了游客的参观体验,更避免了游客们走马观花式地看完洞窟后却一无所获的尴尬。 “这个方法,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我们既发展了旅游业,也保护了石窟文物的价值。”她的眉头终于再次舒展,仿佛悬在心头的大石落了地。

  如今的樊锦诗虽已退休,却仍在为敦煌而四处奔走。“让我自己说,我这一辈子已经不能离开敦煌了。这么了不起的一处遗产,能让我为它服务也是我的幸运。”她的笑容真挚,从青春少女到华发如雪,55年的时光她并未虚度。“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会选择坚守敦煌。”

  

  与敦煌结缘

  记者:1962年,还在读大学的您前往敦煌实习,由此与敦煌结缘,并最终将自己的一生与敦煌联系在了一起。敦煌给您留下了怎样的第一印象?

  樊锦诗:大学的课程里面有石窟相关的内容,我对敦煌的理解仅仅是纸上谈兵,因此急切地希望能亲自去领略敦煌的美景。作为一名学生,没有社会经验,想当然地认为敦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敦煌的石窟这么美,研究人员也应该风度翩翩、房子也应该窗明几净。到实地之后,我和同学都被瑰丽的洞窟艺术深深地震撼了,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里面的壁画、彩塑等艺术品琳琅满目。我们虽然去过相关的博物馆,但像这样的石窟艺术却是第一次见,其魅力之大使我们完全忘记了外部世界,仿佛置身于童话之中。洞窟里面极美,但研究环境却极差。离开洞窟时,没有栈道、没有楼梯,我们只能胆战心惊地走靠在一根长木头的左右两侧分别插入短木条的“蜈蚣梯”。住的房子是泥块搭建的,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而且,敦煌交通不便,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极慢,收到的报纸日期都是一个礼拜甚至十天之前。因此当我们得知像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坚守了十几年的时候,都有些难以置信。

  记者:您在大学毕业后正式前往敦煌工作,并且一待就是逾半个世纪。在已经亲身体验过敦煌环境之艰苦后,为什么仍然选择了坚守敦煌?

  樊锦诗:毕业后我被分配去敦煌,其实是符合我所学专业的。第一次亲身前往敦煌后,石窟艺术的博大精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学校的学习以及当时实习的经历也让我对敦煌有了较为肤浅的初步了解。做出这个选择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敦煌越久,越深入地接触它之后,就越发地感叹敦煌艺术真的博大无边、深不及底,仿佛有一种很强的磁力,牢牢地把人吸引住。对敦煌的了解越深,就会对它越发热爱。不光是我一个人,我的许多前辈一开始也只是想看看敦煌,谁知道这一看,就离不开它了,而且待的越久就越离不开它。

  记者:在敦煌工作了二十余年后,您的爱人彭金章先生也决定与您一同扎根敦煌,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您是怎样的心情?

  樊锦诗:毕业分配的时候,我被分配去了敦煌,当时还是我未婚夫的老彭在武汉。学校当时让我先去,有新一批的毕业生之后再把我替换出来。所以我心里也没有杂念,既然国家需要,自然义不容辞。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在敦煌越待越久,对敦煌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深。而且我脑海里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我在敦煌没做什么,难道就这么走了?作为考古专业的学生,我自然非常希望能为敦煌做些贡献。改革开放后,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此时我和我的先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家庭,这让我非常纠结。1986年,在我和我先生结婚的第19个年头,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先生了解我,知道我对敦煌的感情,最后他决定随我扎根敦煌。这意味着他要舍弃自己在武汉的事业,我心里也不好受,只希望他在敦煌也能有所建树。到了敦煌之后,他确实做出了一番成绩,这让我也觉得安心。

  记者: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也逐渐吹到了敦煌。您认为改革开放给敦煌莫高窟带来了哪些影响?

  樊锦诗:敦煌莫高窟从开窟至今已经1652年了。在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嘉峪关封关,莫高窟因长期无人管理而被荒废遗弃,任人偷盗破坏,神圣的艺术殿堂几成废墟。直到1944年“国立敦煌研究所”成立之后,才重新得到保护和管理。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身赴大漠戈壁,初创基业。经过几代莫高窟人的坚守、探索、奋斗、前进,薪火相传之下,敦煌莫高窟有了崭新的面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来到莫高窟视察,主动向我们询问有什么困难,并指示有关部门将其解决。改革开放初期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规模虽小,任务却重。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之下,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扩建扩编、汇聚人才、改善条件。随着工作环境越来越好、加之1987年莫高窟申遗成功,敦煌文物的保护、敦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直到今天都一直在往上走,越来越兴旺发达。

  

其他文章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