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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直率,不苟言笑。戴着标志性黑框眼镜的刘慈欣像他笔下的“科学”一样,总是以 “超然物外”的理性态度示人。这种理性还反映在今年春节的电影票房上。春节档两部热卖的电影《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一部是画面宏大的视效大片,一部是借科幻写现实的喜剧,尽管风格不同,但都改编自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的作品。随着电影《流浪地球》的爆红,这部“现象级”电影不仅让这位亚洲地区首位获得雨果奖的中国科幻作家被再度关注,更点燃了人们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无限期待。“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已渗透到方方面面,生活中充满未来感,而未来感就是科幻小说成长的肥沃土壤”,刘慈欣表示,但另一方面,科学神奇感的消失对科幻小说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科幻小说里了,还看什么科幻?”对于科幻小说及未来人类文明的前景,刘慈欣的态度基本一致——保持理性乐观。

  

  东方红一号

  几年前《三体》刚走红时,刘慈欣就开始频繁面对外来的“麻烦”。当时他拒绝了记者们前往娘子关,因为“在单位上影响不好”。一个记者的擅自来访曾让他非常生气。

  1985年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利系水工专业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山西阳泉的娘子关发电厂任计算机工程师。娘子关发电厂距离阳泉市区39公里,四面环山。在上世纪80年代,它是全国装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之后几十年也一直是阳泉人眼中的“好单位”。因为计算机技术,刘慈欣很快成为山西电力系统一个知名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一说起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找刘工”。有时他会跟同事打牌、打麻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想,得找点别的事儿干填满晚上的时间。“就算不能挣钱,起码不赔。”他想到了写科幻小说。

  为什么是科幻小说?这一想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他7岁那年。在2014年出版的《三体》英文版第一部的后记中,刘慈欣回忆了1970年的一个夜晚:他在河南老家村庄里和很多人一起仰望夜空,看到漆黑的天幕上一颗小星星缓缓飞过,那是中国刚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他担心卫星会撞上其他星星,后来通过《十万个为什么》才了解,人造卫星距离群星还非常遥远。看那套儿童科普丛书时他发现自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像光年之类远超人类感官范围的概念,能在他心中“产生栩栩如生的宏大图像,激起一种难以言表的宗教般的震撼和敬畏”。

  7岁时那个夜晚留下的记忆不只是对星空的好奇和向往。他还记得自己当时腹中饥饿,身后破旧茅草房透出煤油灯昏暗的光,旁边的小伙伴很多没有鞋穿。

  

  地球上的经验

  刘慈欣当年刚决定用科幻来填满夜晚时间时,并没有完全按自己心意来写。

  他在1990年完成的《超新星纪元》初稿已经有意识地迎合了市场。当时中国科幻出版陷入低谷期已好几年,科幻小说很难发表。于是他想到加入当时的热门话题,比如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相比太娇气、不懂事的议论。

  这篇小说里,超新星的辐射让地球上所有13岁以上的人都死去,留下一个只有孩子的世界。在他笔下,那并不是一个纯真美好的世界,孩子们残忍野蛮的天性在其中暴露无遗。

  不过,这一作品经过了五次修改,直到2003年才出版。小说最后的版本仍然保留了孩子们发动世界大战、用尖端武器互相残杀的内容。刘慈欣认为孩子往往更残忍,并不是人们平常歌颂的那样善良、爱好和平。这残酷设想里已经潜藏着后来《三体》中黑暗森林的影子。

  刘慈欣表示,人类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外星人,所有科幻小说对外星人的想象能依托的都只是人类自己的经验,包括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经验,以及人和地球上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他想到自己小时候经常拿弹弓打鸟玩,觉得外星人和地球人的关系很可能与人和鸟的关系类似,因为两者之间肯定有技术和智力差别。

  不过,刘慈欣另一些作品中的外星人也有温情。《朝闻道》中,外星人在3亿年前就在地球放置了监测器,发现地球人的行为可能造成宇宙灾难时才化作人形劝止。《乡村教师》中,一个高等文明为了自己的安全必须毁灭一定区域的恒星,下手前他们定了规矩:如果一个星系中有一定发展程度的文明存在,这个星系就可以保留。刘慈欣说,温情也好残酷也好,他都是根据不同故事的需要来设定:“黑暗森林法则只是小说中的情节,不应被看作对宇宙规律的科学理解。”

  

  远离群星的生活

  毕业三十多年来,刘慈欣经常看物理、天文学和宇宙学方面的书作为消遣,这些书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科学基础和灵感。比如《三体》中三颗恒星系统的基本设定,就来自一本讨论这个问题的天体力学专业书籍。

  他不会像书中科学家们那样做。“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普通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可能为了什么形而上的东西把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搭进去。从来没有(那样的内心冲动),我不是那样的人。”

  过去几十年,现实中的刘慈欣每天在被煤灰覆盖的山区发电厂里,尽职尽责地作为“刘工”维护着各种机械系统的运转,与同事关系融洽,和大家聊一些“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话题”。下班后,他去学校接女儿,回家做饭,和妻女共度家庭时光。在那个污染严重的地区,并不能经常看到星空。对科幻小说常描写的地球毁灭,以及眼前环境恶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他都完全“不操心”,理由是“我有生之年不会出现那种事”。日常生活中,理想主义被他深埋在心底,只是偶尔有一闪念。这天他说,科幻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为科学不顾一切的人,在现实中他一个都想不出来。停顿一下,他又想到,前段时间去火星单程航行在招志愿者,美国就有8千多人报名。 “我不会去。”他说。沉吟一下,又补充:“我要是去,可能也出于一种很现实的想法,现在去了可能回不来,但是如果能在那儿生活足够长的时间,随着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后来就来个飞船把你接回去,这个是有可能的。”

  据《看天下》方漱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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