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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1年在莫斯科申奥活动中“偶遇”张艺谋,到几年后采访他的恩师郑国恩教授、同学刘汁子教授,及今,又一个十年快要过去,我很想代他的老师问一句:为艺而谋,汝今能持否?我想张艺谋心中自有答案。
      张艺谋不是完人,然而在老师、同学以及许多合作者眼中,他一定是最勤苦、最拼命、最咬牙较劲、最认真活着的那个人。
      关于张艺谋,我印象最深的两张照片是在郑国恩老师家中看到的,一张挂在书房的墙上,写着“一九八二年七月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七八班毕业合影”,其中有张艺谋、顾长卫、邓伟、侯咏等;另一张照片在书柜中,是中国电影电视摄影师学会向他颁发成就奖——由他教过的几代学生手递手地把奖“传”到他手中……最后“传”给他的学生是张艺谋。
      当年,张艺谋到电影学院学习时,没有体检表、履历、考试成绩等任何材料,因为他不是正式生,他的入学过程堪称一波三折、史无前例。郑国恩向笔者回忆张艺谋上学时的样子:“我们那个班的学生上下差十多岁,他是最大的,入学时28岁,学习特别好,老大哥的样子,也不张扬,你看他现在也很低调,闷闷的。”
      没有课的时候,张艺谋经常在宿舍里,面壁而坐,看《道德经》,旁人唱歌、跳舞、放音乐,怎么都行,只要别碰他,互不干涉。他的同学刘汁子跟我讲过一件小事:有一次,全校在操场上开大会,一人坐个马扎,有同学拍张艺谋肩膀,说后面有人叫。张艺谋站起身回头看,才知道那人跟他开玩笑,这时,马扎已被挪开,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站起来连土都不掸,因为一拍裤子上的土,后面的同学就会反感。要是一般人,至少也会说一句:你干吗?可他什么话都没有,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郑国恩说,张艺谋的这种性格和处世作风与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张艺谋为人很好,那时候我们系大概只有两三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爸爸是国民党一个少将。‘文革’之后,人们对成分论厌恶极了,当然我们也观察他,他要是特调皮、特坏,肯定早不行了。但他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还叫人家怎样?后来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他曾跟我说:‘老师,为了学这个,我是拼上命的,我靠卖血来买材料、钻研摄影。’”
      因此北京电影学院几乎所有老师都很欣赏他,“他做任何作业都非常认真、专心、一丝不苟,图片拍得很专业,他们这个班,图片课是占有相当分量的。老师无论要求什么,他都按部就班地做好,后来他自己也觉得,正是当初按部就班地学习,才把根基打深了、打实了,其他人好像都不如他自觉。进入到电影课程后,每一个光效,他都做得非常认真……”
      1964年9月,张诒谋进入西安市第三十中学读初中。1972年,只有初中文化的张诒谋进入陕西咸阳第八棉纺织厂,他是作为乾县下乡学生分来的,那时候他每天把百十斤的原料包扛进车间,再把四层厚的劳动布撕开,干的是纯体力活。1974年,张诒谋被调进织袜车间工艺室,每月设计四种新的袜子图案。张诒谋心有不甘,卖血换来一部相机,主攻摄影。厂里的工人陕北口音重,总把他叫“壹谋”,还有人不认得那个“诒”字,念成了“治”,于是他索性把名字中的“诒”改成了“艺”。
      工人张诒谋从此成为和艺术结下不解之缘的张艺谋。
      1982年,张艺谋毕业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1983年,广影看中西影的剧本《黄土地》,摄影敲定了陕西人张艺谋。张艺谋推荐同学陈凯歌当导演……两人来到黄土高原选景,没了盘缠,车也坏了,饿着肚子拄着拐棍走到西影,投奔吴天明。吴天明给了两千块钱,又安排食宿,协调出一辆吉普供他们采风……
       1985年,张艺谋应约回到西影帮吴天明拍《老井》,“头儿”吴天明派他和几个人去选角。张艺谋和几千个人一一握手,回宾馆洗手洗出几大盆黑水,男主角还是没着落。吴天明觉得张艺谋当过农民,有那股劲头,决定男主就是他了。张艺谋接下任务后,每天扛上百斤的石板,走十几里山路。为了让皮肤粗糙,一有时间他就抓两把砂土放在手里来回搓。拍井下被埋那场戏之前,为表现出奄奄一息的感觉,他3天没吃饭。为学摄影,张艺谋拿血换了一台相机,1985年又拿命换了一个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后来吴天明又顶雷背锅助张艺谋拍摄《红高粱》,张艺谋说过:“愿为天明,肝脑涂地。”多年后,张艺谋为“头儿”一直看不上他后来拍的片子而心里不得劲,张艺谋说:“本想《归来》做好,请头儿看一下,我很在意他。”可惜,吴天明去世,未能如愿。
      我想起18年前在莫斯科见到张艺谋时的情景,老谋子带着标志性的笑容,志得意满,走路带风,签起名来龙飞凤舞,很难辨认。
      山下山顶,景色不同。风光自是顶峰好,怎言山下少佳景,而这佳景也不都是顺心得意。总的来说,最勤苦、最较劲,才是他留给人最深最美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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