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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末正是出国潮膨胀的时期,后来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它的开场白成为了当下最时髦的一句话:“如果你爱她,就送她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她,也送她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英达、李玲玉、郑海霞都有出国的经历。郑海霞出国是代表国家打比赛。李玲玉也出了国。

  

  因为近视选择了出国留学

  英达透露自己出国是因为近视眼:“当年去北大心理学学习,不喜欢这个专业,准备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但是因为高度近视,连体检都没合格。”李然给英达出主意,可以把视力表背下来,英达却说:“不是我不背,是我连那个棍都看不见。”英达说,能出国因为两个恩人黄宗江和乔治·怀特。

  1984年9月,美国导演乔治·怀特来中国执导黄宗江改编的话剧,在黄宗江的推荐下,英达为怀特做翻译和导游。怀特对英达很满意,了解到他的志向后,给英达提供了去美国奥尼尔戏剧学院短期学习的机会,所以英达并没有考托福就去了美国。“我记得我有一哥们,当年,托福考了600多分,我们到了美国,有一次放了学,去借了一个录像带,我们就一块看,看的时候那电视上人说的也快……‘哎,你给我翻译翻译,这什么意思’,他听不懂还问我呢。”英达说,他是从吵架中学习英语的:“小时候其他功课都不好,就英语还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我爸妈老用英语吵架,而且只要一用英语吵,肯定是跟我有关的,要不然干吗不让我听见,所以啊,我就为了能听懂他们吵架,我就使劲学英语,后来学会了,他们改用法语吵了。”

  那个时代,虽然有了出国潮,但是出国的人比现在也少很多。八十年代,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外国人会很好奇,但是在国外,其实我们就是外国人。出国的滋味如何,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给了我们部分答案。英达也有电视剧里王启明的打工经历:“出国我就打工,出去多长时间,我就打了多长时间。在餐馆,先从busboy做起,翻译过来就是公交男孩,还不是服务生,就是哪有需要你就去哪儿,然后逐渐的做了服务生,还做过收银的。我还是喜欢在小餐馆打工,因为餐馆少,员工也少,这样挣的小费都是我的。”

  

  我的伤痛

  要说到滋味,海霞最有发言权,篮球在给她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身的病痛。最严重的时候,只能躺着,没法坐。郑海霞说打小自己就皮实:“毕竟从农村出来,小伤小病,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我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是1996年在亚特兰大,那时我的伤病已经很严重了。1997年,我赴美打职业篮球赛时,虽然表现不俗,但腰间盘突出特别严重。那时真正让我产生了退役的想法。到了1998年后期,我都不能坐立,不能行走,半年时间没有躺过,都是趴着休息,乘车时都是跪着。当时我从美国回来,在飞机上趴了十几个小时。回来以后,休养调整了三个月,最后选择了退役,开始担任八一女篮的领队。可以说,是意志和对篮球的执着让我没把伤病当回事儿。现在我的腰、腿、肩都有毛病: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已经变得畸形,半月板也切除了,因为无数次的投篮,还形成了肩劳损。如今,我有时走路去训练场地都困难,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做运动员时一般的小病小伤郑海霞都是忍着,有时伤太严重,她会去医务室做一些按摩、针灸缓解一下。但她心里清楚,她的年龄和那些伤,想要达到真正好的治疗效果很难。

  《北京人在纽约》,王启明到了美国,对那儿的一切都很好奇,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啊,24小时热水,还有抽水马桶、燃气,这也是真实的描写,郑海霞说她出了国,对这些新鲜事物也不适应:“在国家队,都是集体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人管,到了国外,都是自己管自己,我就只能拌个沙拉,基本上就是天天吃,所以现在要是有人请我吃饭,吃沙拉,我说还没我拌的好吃呢。”

  

  市场经济让我挣大钱

  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慢慢淡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体制深入人心,改革的春风让很多人尝到了甜头,许文广当时就是单位改革的带头人。许文广说:“我们煤矿文工团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那时候我们出去演出只有工资,后来不是说要转型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倾斜,我们尝到了甜头,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出演出要走向市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质疑,说那样行吗?我那时候已经是团长了,心里也打鼓,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走出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站,售票都是我们自己一张张卖出去的,第一次试水,我办公室的电话就成了售票热线,我们要演出的消息已经散出去了,然后我还特地安排了一个人专门就守着那一部电话,等啊等啊,一开始电话都不响,我就开始犯嘀咕了,是不是真的不行?当第一个电话打进来以后别提有多激动,当时一张票十几块钱,这是好的位置,我们不敢卖贵了,怕没人来,结果那天卖了两百多张,坐满了,我们演员才三四个,挣了两千块呢!”许文广说,当时看到钱的时候都惊呆了,超出了他的想象。

  

  李玲玉下海经商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中国出现了很多个体户,有很多明星都创业过,丁志诚开过装修公司、李诚儒开了特别特,李玲玉也下过海。

  李玲玉说:“《人民日报》报道我下海经商,其实就是我在建国饭店旁边弄了个西餐厅,像酒吧似的,还可以吃饭,那时候北京不能说没有,很少这种形式的,火的不行,现在的大腕当年都喜欢来我这里,后来就涌入了一些社会上的青年,我看不惯,就不干了。”李玲玉从东方歌舞团离开,她说也想了很久:“我从东方歌舞团辞职单干,已经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了,因为风靡一时的甜歌,我随团里演出时常常被观众点名唱甜歌,我老觉得对不起东方歌舞团,团里想把我往歌舞的艺术形象培养,可是我录制的却是很多甜歌。我最终于1990年申请辞职,1992年离开东方歌舞团,同时放弃了住房、一级演员称号、社保等所有福利待遇,最频繁的时候我在北京一年搬了十几二十次家,但是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光荣与梦想

  回首青春,郑海霞在当年,从中国走向了世界,英达拿到了“导/表演高级文艺硕士” 的学位,既然两位的人生都上了一个高峰,为什么最终都选择回国呢?郑海霞说她的家在中国,而英达表示:“英家的祖训,这辈子只能是中国人,只能为中国效力。我的儿子在美国上学,打冰球,我就告诉他,你永远别想着拿外国的护照,你打的再好,你也只能代表中国队。2022年,咱们冬奥会,他就会代表中国去参加冰球比赛。”

  据BTV《记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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