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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我相信,喜欢李辉先生作品的不止《北京晚报》《人民日报》的老读者。他作为一名记者,堪称业界标杆。而他作为文学史研究者的身份以及耐心而经久的默默付出,却常常不为普通读者所了解。而我以为这才是他最大的贡献。本文可以让读者心领神会地走入历史的缝隙,随他一起忠直地解析人心和种种旧闻旧事的当代回声。李辉的写作证明了一条朴素的道理:热爱现实者理应背负历史生活。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74年到乡村插队务农。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历任湖北加油泵油嘴厂子弟学校教师。随后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起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要方向。1997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1998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李辉文集》(五卷本),2001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个人图文系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10种。主编“金蔷薇随笔丛书”20种、“沧桑文丛”24种、“历史备忘书系”6种,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24种。另有《福斯特散文选》《走进中国》等译著出版。

  李辉先生的写作坚韧、沉实、耐心。读他的文字,你很难浮躁起来,更不会一惊一乍。他从不追求绚丽的文采或尖锐的发现,而是以一种责任和诚意,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他在史料上辨明真实,在人物中寻求对话。他的一系列著作,作为文化史研究的生动个案,为理解20世纪的中国增加了丰富的注释。

  □ 夯石

  

  时间过得太快,201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了。1988年,如果不是突发疾病,沈先生走得太快,或许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就会颁发给他。真是令人惋惜!有幸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晚报》,以记者身份开始采访文艺界。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国文联举行四届二次会议,此次会议增补九位文联委员,分别是:文化部长朱穆之、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胡风、吴伯箫、沈从文、布赫等。

  采访文联大会,正好在一个小组会上遇到了沈先生。小组会上,他慷慨激昂,批评外行领导内行,哪里是甘于寂寞的人?我终于见识到一个不一样的作家。

  在上海,与陈思和兄一起研究巴金,知道他与沈从文是好朋友,从一九三一年两人结识,从此一直是好朋友。巴金在一封信中写他有三个最好的朋友:沈从文、曹禺、萧乾。刚到北京,就第一次遇到沈从文,喜出望外。我告诉他,我研究巴金,彼此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几天之后,文联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闭幕。我忽然又看到了沈先生,他与老朋友朱光潜坐在一起。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人在一九四八年曾被郭沫若先生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猛烈批判。

  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校园,学生们曾将这篇文章抄写大字报贴在墙报上,令沈先生为之紧张,一度产生幻觉,写下一段又一段的呓语碎片,后来收录在《从文家书》中。在幻觉中,他一度割腕自杀,幸好被抢救过来。曾经担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杨刚,在燕京大学期间与沈先生熟悉,她听说后前来探望,让他逐渐趋向平稳。

  几个月后,沈先生写一封长信寄至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这封长信,很快发表在《大公报》副刊上,题目为《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年,黄永玉梅溪夫妇前往北京,时隔十几年,与表叔重逢。

  此次重逢, 影响黄永玉夫妇决定离开香港,一九五三年二月,他们夫妇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黑蛮,一起来到北京,从此,两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就这样延续下来。这段故事,我写在《转折之际》长文之中。

  认识沈先生,不时去看他。他住在崇文门,我住在东单,相距几百米。沈先生高血压一直很高,一九八二年突然中风,半身不遂。几次去看他,沈夫人都要他每天走几圈。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接触沈从文夫妇,每次聊天回来,我会记录在笔记本上,幸好有这些对话与细节,还原了那些清晰的场景。

  最后一次回凤凰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大会堂

  我刚从湘西回来,是和黄苗子、黄永玉一起回去的,最近才回来。我五几年回去过一次,这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去。过去没读什么书,现在可以好好读些书。见的东西也多了。

  我负责古代服装研究工作组。已经在香港出版了《古代服饰研究》,有二十五万字的说明,五百多幅彩图,北京要出,还要再加一百多幅。主要是从实物出发,说明一些新的问题,是尝试性的。

  自传是五十年前写的,今年出了二十多本书。四川出五本,北京四本,湖南出两本,上海出一本,广东出十二本。还有中国香港和日本也出版了。现在的文学不大懂,实事求是的工作也可以做。

  一九三二年在青岛大学时巴金来过。西南联大时,萧珊是学生,我在中文系当老师。一九七二、七四、七六年,我每次到南方都去看看他。

  古华的作品不错。现在的人写得比我们好多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沈家

  (窄小的房间,四周书架排满了书,一张窄窄的单人床靠墙放,与沙发、桌子挤在一起,过人都很难。窗外是前门大街,工作环境很差,效率低。)

  沈:萧珊没考上西南联大前,住我家租的房子。那时,傅雷也在那里,傅聪刚生。

  我一九二八年到上海,一九三一年到青岛,一九三三年到北京结婚。巴金来就住我的外屋。后来我妹妹来,他才搬到三座门大街。他还帮我印书。我那时还替《大公报》编文学副刊。

  一九七四年到上海,我让一个学音乐的亲戚去找他,打听是否可以去看他。打听到他的电话。我打电话去时,正好他女儿生小孩。一九七六年我去,小孩已长大,到处跑。

  我是一九七二年从丹江回北京。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我的文字成熟期,精力多,写得比较多。

  一九五三年我的书全烧了。

  汪曾祺是我的西南联大最好的学生。给学生不出死作文题,让他们发挥。

  居然还查到了这天的日记。

  上午十时,到沈从文先生家,谈起三十年代巴金住在他家时,关于艺术技巧的争论。沈先生说,作品还是得有技巧,《三国演义》《水浒》没有技巧怎么行?

  快八十岁的人了,他的身体依然硬朗。满头银发,个头不高,湘西口音,讲话非常认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可见是个老实正直的知识分子。

  房内摆的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柜子上还刻有非常好看的装饰画,可惜房间太小,家具也破旧了。

  老先生压低声音告诉我,可能快要搬新房子了。言语之中,掩饰不住满怀喜悦。但又怕不能最后实现,故显得谨慎,流露出怀疑的表情。

  

  我用小方桌写《边城》,巴金在里屋写《电》

  第一次写沈从文的文章是在一九八四年,题为《画·音乐·沈从文》。沈从文喜欢画,也会画;他喜欢音乐,他说过在写小说时字里行间有音乐的旋律。拙文只有几千字,却是我最初的沈从文印象,也是读他作品的感受。我在文章写道:沈从文,爱画、懂画,创作也与画相联系,对于这一点,有些研究者曾经涉及到。香港学者司马长风说过:“沈从文的笔是彩笔,写出来的文章像画出来的画。画的是写意画,只几笔就点出韵味和神髓,轻妙而空灵。这本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宝贵传统。”音乐与沈从文创作的联系、似乎尚未有人论及。有次,沈从文对我说,他喜爱音乐,在作品中追求音乐的节奏。

  最近翻看沈从文的《(看虹摘星录)后记》,其中一大段即是讲叙他以文字写“音乐”的探索,兹录出凑趣:“我这本小书最好的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他们或者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因为在中国,这的确还是一种尝试。我对于音乐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不过一支小曲的进行以及它的发展过程,总觉得除用音符排比之外,或容许用文字如此或如彼试作处理。这其间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黠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其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生命永远若有光辉的几个小故事,用作曲方法为这晦涩名词重作诠释。”

  三十四年前的一篇短文,虽然简单肤浅,重新读之,还是为自己能够以这一写作方式,走进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而感到高兴。

  一九八四年,我在《北京晚报》的第四版上开设一个栏目“作家近况”,每周发一两个老作家的近况,冰心胡风曹靖华艾青萧乾聂绀弩沈从文等。四月下旬,我去看望沈从文先生,留下这一天的笔记——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沈家

  沈:一九三二年在青岛,我用小方桌写《边城》,巴金他在里屋写《电》。我和他什么时候认识,不记得了。是在上海,大概是在郑振铎那儿吧。我和巴金在文艺观点上有不同,喜欢争论。但争归争,还是好朋友,几十年了,我们还很好。

  夫人张兆和扶沈老在房间散步,有时让他自己走。沈老拄着拐杖来回慢慢走。房间一半铺着草席,空出约一米宽的水泥地,上面有红漆。

  张兆和(简称“张”):这是他每天的散步道。每天走五个来回。

  沈:(走了两个来回)够了吧?

  张:没有,刚刚两次,他就爱偷懒。

  沈老笑。刚走一次,便说:这是第四次了。

  张:别骗人,刚刚三次。他每次都想哄人。

  最后走完五次,沈老没走到头,便嘘了一口长气。“唉,完了吧?”便往座位上走去。

  张:你总爱偷工减料。(二老笑。)

  沈老步履蹒跚,右手时而颤抖一阵。两只脚几乎是拖在地面挪动。刚从座位站起,就要常常由张捶捶左腿。在闲谈中谈到湘西风俗,张说香港有本女性杂志,在“男人世界”专栏中登沈老的照片和写他的文章。文章谈到沈老一听到家乡傩戏,就掉眼泪。刚说到这里,沈老又掉出眼泪,转而大笑。一副“老天真”的神情,实在令人可敬可爱。闲谈时,放意大利民歌演唱家的录音,沈老不时发表议论。

  发表沈从文近况时,提到他中风半身不遂。很快,接到一位医生的来信,提到要去帮忙看看,当年的读者就是这样热心,令人感动。

 

  前往上海,连续两次请巴金谈沈从文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写沈从文的文章比较多。第一次跟随黄永玉先生前往凤凰,走进沈先生一九八二年归来时住过的地方。在凤凰,我前去看望沈从文的弟妹罗兰女士,听她讲述沈从文弟弟沈荃的故事;与黄先生的小学同学座谈,听他们讲述快乐的小学生活。

  回到北京,先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湘西,流不尽的声音》,然后写作一篇报告文学《破碎的将军梦》,写沈家兄弟之间的故事。

  这一年,前往上海,连续两次请巴金谈沈从文。

  同样是这一年,姜德明先生建议我去校勘沈从文在丁玲失踪之后,发表在《国闻周报》的《记丁玲女士》。

  这次校勘,真的让我静了下来。通过校勘,与施蛰存、赵家璧、萧乾、张兆和、陈明、刘祖春等人采访、通信,一九九○年完成《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之后,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颇大的工程,但却让自己沉稳、踏实。

 

  同故乡、童年和不安分的灵魂拥抱

  同在一九九○年,与汪曾祺对话,请他谈眼中的沈从文。

  一九九二年一月,在沈从文去世四年之际,我写出《平和,或者不安分》长文,发表于《收获》杂志。文章结束时,我写到凤凰朋友们讲述的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故乡的故事:一九八九年春天,黄永玉先生邀我同去湘西,使我有机会在沈先生家乡凤凰住了一个星期。春天的凤凰,不时下起蒙蒙细雨,在我的感觉里,它们给依然山清水秀的这座小城,笼上一层淡淡的诗意。那几天里,我时常独自一人,漫步在铺着青石板的小巷,或者伫立在幸未被毁掉的古城门前。我想象着童年的沈先生活泼、天真、调皮的身影,追寻着他当年在山与水之间曾经领悟的意味。

  沈先生的亲戚,谈到他在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的故乡之行,会抖出一串有趣的故事。他们谈道,他在凤凰,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人们提醒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

  他真的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灵、鲜亮亮的青菜之间。他愿意这个样子挤在故乡人中间。在拥挤碰撞之中,他一定是在重寻流逝已久的感觉,那些存在于天性中的种种朴实、天真、自由、轻松。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他在同故乡拥抱,同他的童年拥抱,也同他不安分的灵魂拥抱。

  我走到他去过的那个大菜市场。我试图追寻什么?我不知道。我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感觉,也说不清楚。如今留在我的印象中的,只有那些沾满雨珠的青菜。它们还是那么水灵,那么纯净,那么鲜亮。

  一九九二年四月,我第一次前往瑞典,在东方博物馆做了关于沈从文的演讲,高兴的是,翻译沈从文作品的马悦然先生来了。后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谈到一九八八年沈从文的事情。他打电话联系我,我告诉了沈先生去世的消息。的确,沈先生走了,令多少人为之惋惜。

  三十多年间,除了出版《沈从文与丁玲》和《沈从文画传》之外,我写沈先生的文章竟然有二十余篇,包括长短不一的文章、聊天、演讲等。

  二○一七年,因为编辑“副刊文丛”,特意写沈从文与《晨报副刊》编辑徐志摩的多年友谊,这便成为本书的最后一篇。

  远在八十几年前,一九三四年沈先生回湘西路上,在写给夫人张兆和的信里,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

  “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这是自信,一位文学天才的自信。

  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他的文学经典作品却从来没有离开。一次又一次的阅读,我仿佛总能感受到沈从文在用他那温暖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读者……

  完稿于北京看云斋 据腾讯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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