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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8日,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在香港东华东院逝世,享年100岁。刘以鬯,原名刘同绎,1918年生于上海,1948年底定居香港。著名作家、编辑家。著有长篇小说《酒徒》、长短篇小说合集《对倒》、中短篇小说集《寺内》等逾四十种文学著作。其中,《对倒》《酒徒》分别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成电影《花样年华》《2046》。作品入选多种选本、鉴赏辞典和大学教材,被译为英、法、意、荷、日、韩等多国语言。2015年以97岁高龄荣膺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

  

  他的作品启发了王家卫 

  刘以鬯自上世纪30年代起投身严肃文学创作,创作涵盖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门类。代表作有小说《酒徒》《对倒》《寺内》《打错了》《岛与半岛》《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模型·邮票·陶瓷》,评论《端木蕻良论》《看树看林》等。《刘以鬯中篇小说选》和《对倒》分别获第四届和第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推荐奖。作品入选多种选本、鉴赏辞典和大学教材,被译为英、法、意、荷、日、韩等多种语言,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香港文学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创作中完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率先引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坚持严肃文学创作,为香港文坛哺育了一大批作家,被称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之父”。

  在内地,刘以鬯名气并不高,文学圈外的人知之甚少。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并举的人物,他的《酒徒》《寺内》《对倒》等小说,都是干净利落的作品。他写小说不拘章法,充满实验性质,但也因此不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刘以鬯真正被一些圈外人知道,源于电影《花样年华》。

  这不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改编为电影,但绝对是最著名的一次。早在1946年,就有上海导演改编过他的小说《失去的爱情》,可惜年代久远,知者寥寥。但对于文艺青年来说,王家卫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电影在文艺圈子里传播甚广,于是,当文艺青年得知《花样年华》改写自《对倒》,他们就慕名闯入了刘以鬯的文学世界。

  著名学者陈子善说:“刘以鬯是王家卫的文学老师。”这话不假,刘以鬯启发了王家卫的创作。《花样年华》《2046》受到了《对倒》《酒徒》的启发,甚至一些电影“金句”,原来也是刘以鬯赠予王家卫的,比如《花样年华》的这一句:“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种种,也是模模糊糊的。”

  

  王家卫去杂志社拜访他

  

  有香港媒体报道过,因为看了《酒徒》,王家卫亲自去《香港文学》杂志社拜访刘以鬯,后者赠予他一本《对倒》,王家卫一口气读完,被《对倒》深深折服,于是才有了《花样年华》的故事。到2013年,95岁的刘以鬯回忆道:“他们拍戏时候,曾经叫我去看情况,其实是想让梁朝伟看看他饰演的刘以鬯本人是怎样的。”《花样年华》杂糅了《酒徒》与《对倒》,在《花样年华》中,男主角周慕云是一位南下的小说家,靠给报社写黄色小说谋生,这个身份就取材自《酒徒》,而周慕云与苏丽珍的内心焦灼,则神似《对倒》里的淳于白与亚杏。王家卫十分佩服刘以鬯,他在《花样年华》的片尾字幕里特地感谢了刘以鬯,自此以后,“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1960年的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商品经济盛行,文艺也高度商业化。一位艺术良心未泯的作家,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不愿典卖自我价值而不能,只好一面煮字疗饥,靠写文字垃圾求取生存,一面自责忏悔,借酒麻醉,沉沦为不能自拔的酒徒……

  《酒徒》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被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小说”,入选“20世纪现代小说经典名著百强”。2004年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2046》。2011年由香港导演黄国兆拍摄成电影。

  《酒徒》和《对倒》是两部怎样的小说,能令王家卫心悦诚服?可以说,它们是刘以鬯风格的代表作。在《酒徒》这部小说中,刘以鬯勾勒出一位堕落又自省的南下文人。他在《酒徒》中以自己为原型,讲述了大陆文人在香港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境,通过主人公在纯文学与商业化中的摇摆,以及人在理智与眩晕中的游移,探讨南下文人的精神困境。

  

  创作《酒徒》时的刘以鬯

  刘以鬯的实验性小说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对西方意识流和心理叙事手法的借鉴,而他的代表作、被誉为“华文世界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的《酒徒》,正是这一手法的集中体现。刘以鬯曾在《酒徒》的序言中谈道,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技法乃“自根至叶”,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只能触及现实的表面,“不但缺乏深度,抑且极不科学”。而他则希望“运用横截面的方法去探求个人心灵的飘忽、心里的幻变并捕捉思想的意象”,来“真切地、完全地、确实地表现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精神”。这段文字,或许可以作为刘氏选择意识流手法的创作宣言。

  《酒徒》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南来文人在香港坚持纯文学创作理想时面临的困境,尤其是看到香港高度商业化的文学市场,“我”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不断交战,最终选择妥协,为了生计不得不写一些迎合市场、吸引眼球的黄色小说。在写作技法上,刘以鬯对乔伊斯格外欣赏,在作品中熟练运用意识流和象征主义,以断片式的句子、诗化的语言来描绘酒徒在精神分裂状态下看到的支离破碎的世界,表现出一个怀揣纯文学梦想的知识分子面对商品化大潮时的彷徨心理。小说中屡次出现无标点的段落,记录主人公醉酒时的狂言呓语,显然是受了《尤利西斯》的影响。句式以短句为主,通过排比、复沓、重复与矛盾修饰法,营造出跳跃而朦胧的美感。同时,刘氏还大量使用意象,用形容词与名词的罕见搭配,达到“陌生化”效果,让读者进入酒徒亦真亦幻、半梦半醒的世界。刘氏在继承现代派写作技法的同时,也融入自己的创新,最为典型的是使用了中西方文化皆有的意象,形成特殊美感,如:“潘金莲最喜欢斜雨叩窗。一条线。十条线。一百条线。一千条线。一万条线。疯狂的汗珠正在怀念遥远的白雪。米罗将双重幻觉画在你的心上。岳飞背上的四个字。”这种中西合璧的美学观,在刘氏的“故事新编”系列中,得到延续和传承。

  刘以鬯有他幸运的一面,因为家境殷实,从小沐浴于消费文化的“一线”,他不必忍受这屈尊的折磨,又能直观感受都市的新裂变,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良好的教养和启蒙令刘以鬯有很高的社会责任心。在前半生,他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报人,他曾主编过《国民公报》《扫荡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鼓励一批新人的创作,如也斯、西西等小说家,都受过他的帮助。

  后来,刘以鬯自己开始写小说,他自称“写稿匠”、“写稿机器”、“流行小说作家”,为了支撑自己办的文化团体,“煮字疗饥”,几十年下来,写了六七千万字,出版的书却不多。《文化中国》的一篇报道提及:“刘以鬯在出书时不惜大刀阔斧,把它们改写为中篇甚至短篇,大量文字被精简掉,更多的是被他称为‘垃圾’而整个地丢掉。”无独有偶,刘以鬯的朋友东瑞先生回忆过:“《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岛与半岛》,原作60多万字,出书时删去50万字,仅留1/6。”

  邢大军据《新快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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