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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淦,毕业于广西陆军学校。曾任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官。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官。被俘时,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他一生迷信,他说他过去从下级军官一步步升到中将兵团司令,每做决定,都会事先自己给自己卜上一卦,进退取舍,皆依卦象而行,无不灵险。一次,沈醉问他,“那你可有算出,你会被解放军俘虏?”他长叹了一声,说:“这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挽回。文王善卜,不也被囚 里七年,何况我辈哉!”
但据沈醉讲,后来他听张手下的一个军长说,张在与我军作战时,每下一令,也都要事先算上一卦,结果总打败仗,参谋长怎么劝他也不听。最后,他的司令部都被我军包围了,许多人劝他赶快逃走。走还是不步?当然要卜上一卦,于是,他就取出已跟了自己几十年的卦具——两片阴干的小冬笋,算上了。算完后,他就对身边的人说:“大家莫慌,我们不用走了,我这司令部风水极好,卦上也说了,援军马上就到。只要援军一到,我们就可以逢凶化吉了。”不料,他话音未落,解放军已冲进了他的司令部,他连卦具都没来得及收起来,就被俘虏了。
在战犯管理所,张还是凡事必先问卜,没有卦具就用鞋来代替,为这事,没少挨批评。 
宋希濂,黄埔一期生,曾任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被俘时,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川、湘、鄂、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宋被俘后,最早被关在重庆的白公馆,当时被关在白公馆的还有被俘的国军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官钟彬、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国民党陆军上将,是国军被俘人员中军衔最高的)和沈醉等人。他和钟彬这对难兄难弟,每天便靠下象棋、围棋混日子。钟棋艺不高,十下九输,还老想悔棋,但宋就是不答应。有时,两人为争一步棋,常常气得把棋子摔了,把棋盘也撕碎了,发誓再也不在一起下棋了,可是,过不了多一会儿,两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去把棋子捡起来,再重新画一张棋盘,又战起来。爱说幽默话的王陵基,常笑宋希濂:“你兵团司令可以让给钟彬,而一着棋不肯让。” 
宋和王是解放军在西南战役中俘虏的国军最高将领,当时,来采访的记者不少。宋开始总认为他作为一个统领十几万大军的高级将领,竟成了战场上的俘虏,心里很不是滋味,是故他对此相当抵触,而且火气极大。一次,一个摄影师想给他拍几个镜头,他一直不肯把面部对准镜头,那个摄影师生气了,说了他几句,他顿时火冒三丈,叫那个摄影师马上拿枪来把他干掉!坚持的结果,还是他胜利了。所以在重庆的几年中,谁都不敢惹他。
宋是1954年被转到了北京功德林的,两年后,沈醉也被转到了北京功德林,竟发现宋已完全转变,特别配合改造,不由大为感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可是,在下棋方面,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斤斤计较,不肯让人。当时,功德林里,谁也下不过他,公认他是“下棋能手”。
汤尧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特别班五期生,曾任教于黄埔军校。被俘时,系国军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
汤爱唱京剧,整天吊儿郎当的,还总爱用一些很诙谐的话去讽刺那些“积极分子”,沈醉就劝他少发点牢骚,但是效果不大。一次,他又在每周举行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挨了别人几句批评。挨了批评之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就在上厕所时,又唱起了他在狱中最爱唱的《四郎探母》,来发泄。正当他唱到“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再一个“我好比”还没有唱完,刚在生活会上批评过他的那个人,正好也来上厕所,听到了,马上就质问他:“你把这里比作‘笼子’吗?那你又是什么鸟?你要展翅飞到哪里去,是要飞到台湾去吗?”
汤吓了一大跳,他和黄维对待别人批评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但却是采取不同方法予以回应。黄是硬顶,而他却懂得在这种场合,硬顶别人,会给自己招来更大的麻烦,最好的对付办法就是马上承认错误,当然在接受改造初期都是口头的,心里未必服气。他立刻便把自己大骂了一通,又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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