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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盛夏。我们一行去拜访了著名文史学家李沣教授,一位纯学者的良心和对生命的执着追求者。
  茶室的地毯很厚,踩上去悄无声息。李沣教授大步流星地走向我们。在那一刻,感觉他便是“归来仍少年”。
  “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四年前,李沣教授被评为“2016感动中国寿光年度人物”,颁奖词是:“李沣,身处京畿,胸有诗书藏古气;心怀桑梓,礼门义路圣贤心。以脚丈量历史,用笔追赶时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夕阳最美,晚照情浓。人有志,耄耋不晚;国有梦,著史为根。”
  李老捧来几大本他撰写的学术专著,《话说画眉》《探寻寿光古国》《说古论今》,让人眼前一亮,不由得一页一页翻读起来。“入古而不泥古”,有拂云之气,让人读后如坐春风,故不忍放手。
  “先喝茶,再聊。”82岁高龄的李老脸色红润,笑声爽朗,目光柔和,宽厚的男中音嗓门。
  “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需花。”“清心”“醒脑”“壮力”的书香丝毫不差于茶香,读书一点不亚于品茶。
  37年军旅生涯,自带军人朴素的力量。无论是谈他个人的经历,还是谈他的学术著作,还是谈他的家人,他都是笑声爽朗,重情重义之人。似乎所有的话题,无论重大与否,都能“笑谈”。“人生有上半场和下半场,如何踢好下半场使晚年更幸福,不仅是老年人也是青壮年考虑的问题。我现在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想做的事还很多。人就是要这样,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研究到老……”李沣教授觉得自己波澜不惊的人生用三句话就能概括:定位,确定喜欢做的事;奋斗,为喜欢的事全力以赴、奋斗不息;享受,奋斗的过程和结果,都是精神的历练。然后笑言:“我的故事不够励志吧,只是干什么爱什么,爱什么,就尽力做好什么。”
 
“牧鸟人”:
那一只画眉鸟,从何处飞来? 
  谁活得最滋润?立时浮上心头的第一个答案:有灵之生。
  翻阅李沣教授撰写的《话说画眉》,其解读的“鸟文化”,深入骨髓。他不仅自己“飞”到了更高之地,且能将人的思想带到更高境界。他,就像一位引领着鸟群在湛蓝而高远的天空,任意翱翔、盘旋、翩飞的——“牧鸟人”。
  鸟,是自然生态链上的重要环节,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和鸟有关的话题里,有“精卫填海”“鸿雁传书”“七夕鹊桥”等古老的神话传说,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而“我国古文献资料中对鸟的记载和描述很多,但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所有文献资料中,对画眉(为广州市市鸟)这一类鸟却只字未提……”这许是他撰写《话说画眉》一书之缘起。他说,“我是军人,在部队主要从事军事管理、军事经济、军事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一些画眉鸟资料,所以从部队一退休,就写了这么一本‘闲书’。”
  在《在画眉与文学》一章里,李沣教授考证“第一首画眉诗”是宋代诗人欧阳修所写,“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在他认为,欧阳修的这首诗就像陶渊明诗里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此乃人生之最大乐事。
  李沣教授考证:首次出现画眉鸟的画作是在五代画家黄荃的《写生珍禽图》里,有10只鸟,其中有一只山噪眉(画眉鸟),形象逼真。在《画眉与当代文明》一章里,李沣教授指出:由于受市场经济需求和利益的驱动,捕鸟、卖鸟依然在进行中,因此,除了法律制约之外,还需要知识和道德的约束,需要社会良知,鸟类科学工作者和自然保护主义者,用知识和道德的力量,唤起人们的自觉,珍爱生命,缔造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和永久的和谐。
  “儿童时代,我的老家——山东寿光城南岳寺李村,尽管贫穷落后,但那里是鸟儿的天堂,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鸟儿飞翔的身影。人和鸟儿像一家人,朝夕相处。当你和鸟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时,鸟儿就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如今,他依然在想,终究有一天自己会回老家,聆听鸟的婉转啼鸣,仰望头顶上那一片清洁而纯粹的湛蓝,直到黄昏。
 
烽火岁月:
家父酷似《51号兵站》里的英雄人物
  李沣生于1937年8月。出生后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就奔赴清河抗日根据地,从此天各一方,父子二人10年未曾相见。
  “我父亲叫李英魁(原名李作宫),曾是一名地下党。由于叛徒出卖,父亲的身份暴露。一次我在家门口玩,有个人问我,‘你爷(父亲)在哪?’我不懂事,如实相告,‘在家’。幸好隔墙在家的父亲听到了,他立即翻墙离去,从此投奔了抗日游击大队第八支队。嗨,父亲这一走就是10年。后来他参加了八路军,被调到清河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清河根据地群众报社供给科科长……再后来,军区根据中央‘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开展生产自救,父亲任中共渤海行署生产合作社经理,专门负责根据地的生产自给和后勤保障。解放战争末期,父亲南下上海,任华东兵站海丰公司经理,后又任上海军管会航运处接管组长。1950年南京浦口码头疏浚工程开工,任疏浚工程总队长,并被选为南京市第一届党代会代表。1951年1月,调任交通部华北内河航运管理局副局长、局长……”
  在李沣看来,父亲酷似电影《51号兵站》里的英雄人物。因为后来他读到作家陈惠芳的报告文学《海天魂》,里面有描述了他父亲和战友们的英雄事迹,令他感动。
  “这一天,秋高气爽。李梦周跟随着李英魁,化装成商人,披着一身金色的晚霞,弓身猫腰,钻过一片片稀稀疏疏的高粱地。别在腰带上的‘马大盖’,任你有多小心,也总是时常碰得高梁秆。乱晃悠。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到寿光采购卷烟……然后借民船,通过海上贩运到当时苏联红军驻扎的大连,以换取解放区急需的设备、弹药。就在那一次,李梦周和战友们按照上级指示,从海道往大连运送卷烟和小麦,遇到了国民党特务队的拦截,他们押运的九条船,只过去了李梦周押运的那一条……”(陈惠芳报告文学《海天魂》)
  “那时我父亲是八路军,母亲为了保护我,没让我在家住,住在邻居四娘家里。夏天睡在院子里,秋天睡在门楼里,冬天下大雪也是。但无论有多苦,母亲总是呵护我。苦的是我母亲,母亲是小脚女人,父亲走后,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再苦再累,也不言语一声。大冬天,屋里冰冷,母亲就将砖放在锅灶里烧热后,用来暖被窝。记忆中,常年吃的是红高粱煎饼和扁豆咸菜。所谓做饭,就是冬天的早晨和晚上在锅里放一点点小米,熬些汤,从来没有吃过油水和炒菜……因此,现在我对吃饭很随意,吃什么都很知足。”
 
校园熏陶:
由混沌到理智,痴迷历史学
  “1949年,村里来了八路军工作队,有男有女,组织领导村民土地改革。我很快学会了扭秧歌,走街串巷,成了宣传队的队长。新中国带来了新气象,妇女剪发、放脚,办识字班等。我妈妈成了村妇救会会长,晚上开会,我也跟着,12岁的我旁听了本村土改的全过程。学校复课后,我参加了演讲比赛,思想进步很快。”
  “1950年8月1日,我经王景陶介绍,与本村的朱寿远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1年冬,寿南县要开团代会,校长推荐我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14岁的我,用包袱包着一床被子,步行几十里路赶到了县团委。听大家在研究会议准备工作时,我一头雾水,一句话也插不上。但通过几次学习和讨论,明白了很多大道理。开会时,我成了主席团成员,并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
  小学刚毕业,李沣收到父亲从天津寄来的家书,父亲让他去天津上中学。少小离家的那一幕,至今记忆清晰。
  “1952年夏,我被大叔李作屏和姑姑领着走了很远的路,赶到青州火车站时,火车刚开走,只好落脚在车站旁一个小旅店里,等第二天的火车。青州火车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在天津,我考上了天津私立达文中学,由贫穷落后的农村进入繁华的大城市读书,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我是班里唯一一名团员,被选为班主席和学生会干部。我参加了学校的乐队,在乐队里拉二胡,还给同学们辅导团课,深受大家的喜欢。”
  初中毕业后,李沣考入重点学校天津一中,在那里,他听了班主任高仲君老师(后来是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第一堂历史课就对历史着迷了。“高老师讲得太好了,生动活泼,环环相扣、天衣无缝……”高仲君老师是李沣接触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李沣受其影响,以优异的成绩于1958年顺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投笔从戎:在部队,跨过了一个个“刻度”并努力向前
  四年的大学生活,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除去学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学政治。在校参加各种批判活动,下乡参加农村社教。在这些活动中李沣表现积极,所以1961年7月1日,党支部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从此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1962年李沣大学一毕业,校车直接把他们年级的数十名同学送入了军营,由大学生变成了军人。
  “参军让我意识到了和平保卫者的担当和责任。刚去时,在部队营房摸爬滚打,接受新兵训练。两个月后,按规定又下连队锻炼了一年。我当时穿的是干部服,戴的是列兵军衔,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在部队站岗放哨。军营生活虽苦,但不算什么,因为我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记得当年在北京市委大楼南门执勤时,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即首长离开大楼时,若没有坐车,必须随卫……”李老的思绪飘向了火红的年代,眼睛里那坚定的目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得。
  “后来我分到北京公安总队政治部(后改为卫戍区警卫二师)组织科当干事,授予了中尉军衔。每天早上必须到机关出操,晚上九点后才能回家。机关食堂没有餐票,取餐口小黑板上标着每个菜和主食的价格,自己取菜饭,食用后自己算账,自己记在餐桌的登记本上,完全靠自觉,也没有人监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在食堂登记问题上有过什么负面传闻。这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纯朴诚实的道德风尚。”
  刚在机关工作半年,李沣被派往通县参加“四清”大会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干就是两年多。“文革”中,李沣因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他一夜之间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调往新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去锻炼。临河,一个黄沙滚滚,异常荒凉的地方。
  特殊的工作任务,艰苦的生活环境,却给李沣带来了特殊的历练和特殊的工作乐趣。当时,李沣的职务是组织干事,由于人手短缺,常常一个人顶三个人用。由于他写的很多文章,不断被《兵团简报》采用,很快他被任命为组织科副科长。有一次,李沣负责写党委工作半年总结,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他和战友朱凤鸣下部队参加团里的座谈会,返回时,由于几天的大雨,公路被冲毁,无法通车,他们两个在泥泞里步行了15个小时赶回师部大院。“当我们回到师部时,已是深夜12点了,顾不上休息,将材料写完,天也大亮了……”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急流勇进:
多角色的转换,奋斗从来不曾停步
  正当李沣在兵团三师干得热火朝天时,一道命令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1971年春节刚过,师党委开研究工作会议,会后张绍喜师长忽然冒了句,‘李沣什么时间走?’我一听惊呆了,往哪里走?会后,赶紧问干部科长,原来早在197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高级干部(军队是军以上干部)读马、恩、列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六本书,在此背景下,需要培养一批辅导员,于是调我立即到北京军政大学(国防大学前身)报到学习,好日后开展此项工作。三个月后,我回到兵团机关,由组织科副科长转变为理论教员,也称党委中心组学习秘书。”
  “没多久,忽然又一纸命令让我到新组建的北京军区军政干校党史教研室当教员。唐山大地震时,我在地震棚里写完了所有的讲稿。后来又调我到军政大学去学了三个月,调至新组建的北京军区机关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撤销后,我又被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及院校工作,从此身兼二职,在军区机关和院校轮流上班。”
  改革开放,新的机遇、新的任务又改变了李沣的人生轨迹。
  “军队后勤是军事部门与国家经济部门的联系环节,为适应时代的转变,我撰写了《经济规律在军事管理中的作用初探》一文,发表在《管理世界》上。这时全军掀起了学习、研究科学管理的热潮,为此,我与军报罗小兵同志共同编辑《军事管理论文集》一书,由长征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军第一部研究探讨军事管理问题的理论著作。后来我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军事经济史论著《中国军事经济史》的编写,并为在合肥召开的全军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撰写了《论毛泽东的军事经济思想》一文,该文列为大会第一个发言,并被评为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这期间我还与人合作写了《从医疗联合体的发展看我国的卫生发展战略》《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与我们的战略选择》,这些文章属于不同研究领域,我就像个游击队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992年,股市热火朝天,写股书的书也如雨后春笋。“有朋友推荐让我主编一本房地产交易指南。两个多月后,我的《房地产交易指南》一书由济南出版社出版了,虽缺乏理论的深度,但当时很受市场推崇。”
  谈话中,李老托托手中的茶杯,话语突然戛然而止,他将食指压到嘴唇上。“嘘!你应该悄悄问我,我还有什么角色?猜不出来吧。”说着,他自己也笑了。“我一度投笔从商,到山东青岛工作了8年。直到1999年退休,我总算摆脱了这段‘老板生活’。”李老的话语里满是幽默诙谐。
 
重推“历史之门”:他的研究“填补了东夷古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李老喝了口茶,摇头又陷入沉思。37年军旅生活自己所写的很多文章,可谓收获颇丰,但他还是有一丝遗憾萦绕心头,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始终蕴藏于内心灵深处的史学情结。他说,“部队里写的文章,和做学问、研究历史完全是两码事。”
  2005年,《话说画眉》出版。在他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常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一次偶然的阅读,他接触到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关于斟灌在山东寿光的论述,这让历史系毕业了43年的李沣,顿时“勾起了内心深处对家乡寿光的浓烈感情”。
  经过5年的艰难探索,李沣教授为世人捧出了一部40万字的学术专著——《探寻寿光古国》。该书不仅梳理清楚了古纪国的发展脉络,而且使古纪国历史研究由原来的《左传》中的58年向前延展到夏商周三朝,并通过大量历史论证辩驳了“斟灌河南说”,学术论定了夏斟灌国在寿光,寿光曾是夏朝中断与复兴的象征。这些研究,在史学界,特别是在东夷古国研究界,一下子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何兹全老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李沣对山东寿光古国的研究,填补了东夷古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采访中,李沣教授向记者简单地讲述了寿光古国的历史——从后羿战凿齿于畴华之野,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为民除害,到因夏民代夏政,佐后相(大禹重孙)居斟灌依斟寻。寒浞灭后相后,东夷糜氏收二国(斟灌、斟寻)余烬,灭寒浞立后相子少康,复立夏业,纪国先人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段辉煌。后羿、伯益子孙,与商、周关系密切,为商、周的重要王官和诸侯国。在西周和春秋早期,纪国也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强国。齐国强大与称霸诸侯,那是齐桓公用管仲改革后形成的政治格局,在西周的历史上,齐国曾被周王边缘化,并因内乱不止,国力大衰。齐、纪两国有世仇,齐灭纪后,齐国史官对两国历史都做了些手脚,成文史有很多虚假,但没有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李沣在这本书中,为了正本清源,进行了新的探索和考证。
  李老师还详细介绍了“复合族徽”说,认为纪国的图腾标志即“复合族徽”是研究纪国历史的一把金钥匙。他说:“我的特点是不墨守成规,不人云亦云,而是追求独立的探索成果和见解。因此,我非常赞成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张光直先生说的如下论说,‘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社会,并没有什么本行和外行之分’,‘在任何一个学科尤其是历史很悠久的学科里面,我们思想包袱是沉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过去所有的成见暂时地、完全地抛开,从头想起。’……我的那些长篇大论,如果有些观点还有些史学价值的话,恐怕就是符合了张先生的‘从头想起’的原则。”
 
钢铁战士:
病痛缠身,却研究不止
  为了撰写《探寻寿光古国》一书,李沣教授专门去研究古文字,自学甲骨文和金文,翻阅了郭沫若主编的十三集含四万多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和中国社会科院主编的含13000多件青铜器铭文的十八册《殷周金文集成》。巨大的工作量几乎让他的身体经常透支。
  他的夫人告诉记者,在此书正式出版之前几个月的2010年9月,李沣先生病倒了,又一次接受了手术,但这一次却比上次更加严重,一侧肾、输尿管和部分膀胱被切除。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完成此书稿。
  “我要站起来!”他发愿。强者的字典里,只有“前行”二字。可以说,在这部专著的背后,还有一部浸满汗水与血迹的无字书,它记载了李沣与癌症的生死交锋。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大,李沣教授当年被评为“2016感动中国寿光人物”。
  2016年3月16日,李老荣归故里,参加了颁奖大会。
  颁奖会上,评审委员王茂兴先生这么评价:“他的考究,是传播寿光传统文化魅力的‘扩音器’;他的著述,是指引后代挖掘家乡宝藏的‘金钥匙’。欲上层楼‘勤’为杖,敢攀绝顶‘志’这梯。”
  《探寻寿光古国》出版后,针对学界对纪国史研究中的争议问题,他又陆续写了《西周和春秋早期的东方大国纪国》、《对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的讨论》等20余篇文章。现今他又把这些研究成果与先秦史学界对纪国史研究的主要论著编辑成《纪国史研究文集》送到了齐鲁书社出版。
  除了集中精力研究纪国史外,李沣对史学界有争议或被忽略的其他问题,有时也心血来潮时,研究一番。比如他还写了《“东莞”地名南迁与青徐士族南渡》、《客家人和客家土楼的历史渊源》、《乐安任氏考辨》、《王猛世功详考》等这类文章五十余篇。他写的《青州苏埠屯一号墓主是‘尚书 高宗肜日’中的祖己》一文,在新浪微博发表后,三天就有一万多人阅读。他激动地说:“写的东西有人阅读,不管是批评还是赞美都是一种精神满足和享受。”
 
晚照情浓:
时间,在晚晴的勤勉中流过
  家,温暖的家。
  从茶馆聊完天后,记者又随李老一家人来到干休所。家门口就是李沣教授的手书对联。清秀,刚柔得宜、健妍合度。屋子里,一尘不染的清洁、各得其所的规整,又饱蘸生活的热情。
  李老拿出了很多老照片。翻看那些年轻时代的照片,像看一场人生传奇的电影。很多他们夫妻的合影,幸福甜蜜。一问更是感慨万端。他的夫人是护校毕业的,是阜外和中日医院护士长。娇小甜美。两人一见钟情,互生情愫。他的夫人虽然不是老北京,但1952年就随父亲迁到北京,住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旗守卫(原宫庭的旗队),1958年修建大会堂时全家搬到了北长街关家胡同,在这里住了五十年。婚后的日子过得简单而温馨,并抚育了一双儿女,如今儿女都已经成才,都有了幸福的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着。
  问起当初的浪漫爱情故事,李老笑开了花。他告诉记者,结婚三年后,自己才见到岳父。没想到两家竟然是世交。原来,李老的父亲和岳父两位前辈竟然是战友,曾在同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起经历了战争的烽火考验。缘分,前世注定。
  李老退休整整20年。这20年里他过得很充实,好一个闲不住的人,尤其痴迷于古文字。
  采访中,他一再表示,研究中,为了找到证据,需要在古文献、古文字中“大海捞针”。一旦找到证据,就像在沙场上找到了一粒黄金,心中无比喜悦。研究中既充满了困惑也充满了喜悦,无论困惑或喜悦,都是一种享受,其乐无穷。
  面对这位对史学事业极富责任感的老教授,在心底里我们由衷地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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