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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是在1925年农历四月从北平城中,迁入清华西院十六号院和十八号院的。十六号院是我父亲读书写字、接待访客和塾师给弟妹们上课的地方;十八号院则是我们一大家子人饮食起居的地方。

 

父亲的辫子

 

  当时,在清华园,只有两个人,人们只要一看到他们的背影,就知道他们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不在一条直线上,也许是曾割去了一个肾脏的缘故。(不是还有辜鸿铭么?)
  因了这条辫子,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都会给他梳头。母亲有时忙不过来,会唠叨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还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父亲一向对仪表都不太重视,冷天总是一袭长袍,外罩一件灰色的或深蓝色的布衫,如果天气还冷的话,就会再加一件黑马褂;热天就只穿熟罗(浙江出产的一种丝织物)或夏布做的长衫。他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永远是戴着一顶瓜皮小帽,即使是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
那时,清华园内的新派人士西装革履已不在少数,但父亲永远都是这一身装束。辫子是他外表的一部分,他从日本回国后,如在任何一个时期剪去辫子,都会成为新闻,但那决不是他所希望的。

 

父亲的休闲与娱乐

 

  我感觉在父亲的字典里,就没有“娱乐”这两个字。他对中国戏曲有很深的研究,但我也从未见他去看过戏。我们家住在城里的时候,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那里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一旦他去了那里,可以消磨上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遇到了他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知道他要去逛琉璃厂时,总会先给他准备一些钱。我们家搬到清华园以后,父亲就很少进城了,去书店的次数也少了不少。
  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走到房间里,他打开包裹,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其实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页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他一定是从那页书里,发现了什么他觉得特别重要的东西。
  我们一家人唯一的一次出游,是和父亲清华的同事一起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的山,母亲则是步行。我和妹妹本来是要同骑一驴的,可因为我的脚踏不到足镫,几次差点从驴背上摔下来,虽有驴夫在侧,但我还是坚决地改为了步行。妹妹以前骑过驴,已有经验,所以她竟一点也不害怕。一路上都是大人与大人在一起,小孩子与小孩子在一起。父亲那天玩得十分高兴。
  弟妹们在家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子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是躲到父亲的背后,父亲就会一手拿书继续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父亲对饮食的偏好

 

  父亲喜爱甜食,在他与母亲的卧室里,有一个朱红的柜子,下面几层放的都是被子和衣服,上面两层是专放零食的。一打开橱门,各种零食琳琅满目,就如一个小型的糖果店。每个月,母亲都会进城去采购一次零食,连带办一些日用品。回到家来,大包小包的满满一洋车。我们听到洋车铃响,就会蜂拥出门,抢着帮母亲提东西。最重要的一刻,当然是等母亲进屋坐定后,打开包包,这个吃一口,那个尝一点,有蜜枣、酥糖、小桃片、云片糕等等,大部分都是苏式茶食,只有一种茯苓饼是北平特有的,大家都爱吃,可是母亲总是买得很少,因为它的外皮容易返潮,一不松脆就不好吃了;为父亲买的大都是些比较细致的点心,其他如花生糖、蜜供等等,则是我们大家吃的;酥糖是六弟吃的,虽说各有其份,放在一起,常常也会分尝一点,六弟享有一些特权,大家也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到五岁时尚不会走路,也不会讲话,后来忽然就站起来能走了,但还是不太会讲话,所以大家对他都特别关心和爱护,父母亲对他们的这个小儿子,也是十分钟爱,尤其是钱妈,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一样,事事都护着他,所幸他并没有恃宠而骄,从小到大都是最乖的。
  父亲每天午饭后,会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算是休息了。一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了。到了三四点钟,他有时会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来吃。我们这一辈,大都承袭了父亲的习惯——爱吃零食。父亲对菜肴也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母亲做的,他才爱吃。在北平,蔬菜的种类不多,大白菜是家常必备,也是饭桌上最常见的蔬菜,其他如西红柿、茄子、鸡蛋等,也常吃。豆类制品如豆腐、豆干、百叶等,他也爱吃。鱼在北平是很稀罕的,所以很少记得有吃鱼的事。
  我们到北平后,母亲和钱妈,也学会了包饺子,这种面食,父亲也爱吃。吃剩下来的,第二天早上就用油煎了,就着稀饭吃。每天早上,除稀饭是必备的外,总有些固体的食物,如烧饼、包子等等。
  父亲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就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是比较难消化的,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们吃,其他如橘子、柿子、葡萄等,他都比较喜欢吃,我们大家也就跟着他吃。

 

父亲教我读四书

 

  我是1925年农历十一月中旬到的北平。那时,家里请了一个塾师,教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读书,父亲没有安排我入塾。直到新年过后,他才准备了一部《孟子》和一部《论语》,开始自己教我念书。每天下午两点是我到前院“上书”的时候。经常一吃完午饭,我就开始紧张了,因为前一天教的书我还有没背会,指定的一张大字也没有写好。于是,我就一边写字,一边背书。到了两点,就捧着书和字,战战兢兢地去到父亲的书房,一放下书,就开始背了,如果卡住,我会偷偷地看父亲一眼,希望他能提醒我一句。这时,他就会皱着眉头,给我提上两个字。背完书,就要开始教新书了。有时,他一连提了几次,我都背不下来,来日就要连前一天教的书一起背诵了。
  父亲在听我背书和讲书时,从来不看书本,讲解时也不逐字逐句地讲,他讲完了,问我懂不懂,我点点头,今天的功课就算完了。不到一年,一部《孟子》算是念完了,接着念《论语》,《论语》这可没《孟子》那么有趣了,读《孟子》好像是在读故事,因为比喻用得特别多,而且《孟子》里用的那些比喻,就连我这个十三岁左右的孩子,也能体会到它的妙处。《论语》却不然,天天“子曰”“子曰”的,讲的都是为人处世的大道理,好像与我毫无关系。当时,我很羡慕五弟在跟着塾师读《左传》,可我又不敢向父亲说。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我的《论语》才念了一半,父亲竟突然走了。后来,我每想到以前背书时,父亲皱着的眉头,心中就不免感到一阵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自己却轻轻地把它放过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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