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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大军

 

在三亚南繁育种基地,棉花育种专家赵国忠每天早晨起来去地里,顶着烈日为棉花授粉,观察棉花长势。自从1977开始在海南三亚进行南繁育种以来,他在这里已经过了43个春节。

在南繁基地,曾经或依然活跃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甜瓜大王”吴明珠、“玉米大王”李登海等专家的身影,赵国忠就是其中一员。南繁基地的重要作用就是育种“加代”,利用这里常年高温的热带气候,让种子多繁衍一代。

赵国忠常年在棉田里风吹日晒,皮肤黑黑的,头发稀稀落落的。国字脸,一双略显浮肿的眼睛总是眯着,一副憨厚的老农形象,对所有人都是客客气气的,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

1950年,赵国忠出生于河北赞皇县一个贫穷的农家。1973年,他从石家庄地区农业技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新组建的石家庄地区农科所(现石家庄市农科院)工作。

当时的农科所一无设备二无资金,更无育种资源。大地渴求良种,工厂急需优质棉。

那个年代,燕赵大地虽盛产棉花,但没有自己的当家品种,由于品种退化,产量长期不稳定,平均亩产皮棉只有27公斤。并且纤维品质也不高,不符合纺织企业加工要求,严重制约我国棉花生产和棉纺工业的发展。

赵国忠被农科所当作“宝贝”,“一个中专生,也要努力拿出替代美国岱字棉的新品种来!”老所长的话既是鼓励也是鞭策,赵国忠点头答应,可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赵国忠接过课题,便开始疯狂地学习棉花育种知识,几年间学完十几门大学有关课程。他还利用冬闲跑了大半个中国,求教老前辈和同行,收集到300多份棉花育种的基础材料,把它们种到试验田里。

 

 

 

从播种那一天起,他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管:耕、锄、浇、防虫,还要一株株地记录结铃、抗病性、抗逆性等项目

赵国忠一直记着这么一句话:“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他说,育种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多看精选,多中选优,优中选优,才能出新品种。‘多少事,从来急’,但不能着急,又不能从不急。”

赵国忠的棉花育种技术有两道最重要的工序,一是做杂交组合,二是做田间选择。做杂交组合的关键在于选择好亲本,使亲本间的优异性状能互相补充,以便通过杂交使之融合到一起,以期优异性状能遗传给后代。田间选择的关键在于确定好育种目标,并能在实际操作中看得准、选得中,以便在千千万万个杂交后代中选到理想的单株。这是育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

农家的孩子知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赵国忠认准的事,就一心要把它干好。40亩试验田里栽种下16万株棉花,他每天蹲在地里观察、选择、挂牌、记录,从中选出最优单株,他竟在地里整整蹲了10天。试验基地南早现村位于河北省正定县,距离农科所15公里,他骑着自行车寒来暑往,每隔两年就要换一条崭新的自行车外胎,几乎所有的节假日,他都在试验田里度过。

在棉花田间选择上,从播种那一天起,他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管:耕、锄、浇、防虫,还要一株株地记录结铃、抗病性、抗逆性等项目。七八月骄阳似火,既是棉花结铃关键时期,又是棉铃虫猖獗时刻,他守在田间地头,隔三岔五地背着喷雾器喷洒农药,身上湿漉漉地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药水。

这样的过程历经三年,一个新品种就诞生了。1978年,他在试验新组合代号为“1724”的棉花品种。“这个新品种是我在试验田里从第17行到第24行中间获得的。”

然而,选出了优系并不等于就有了优种,还需要对它进行测试、定型等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而河北每年只能种一季棉花,加快育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加代繁育。他把目光瞄向了2370公里外的三亚。

 

 

 

刚开始当“候鸟”那些年,赵国忠每年都背着一个大蛇皮袋装种子。他从石家庄到三亚,转乘火车、汽车、渡轮,有时要走上十天半个月。他至今记得当年的乘车路线:先从石家庄坐火车到武昌,再从武昌坐火车到湛江,再从湛江坐汽车到海安,在海安乘渡轮到海口,再从海口坐汽车到三亚,从三亚坐汽车到崖州南滨农场南繁基地。

赵国忠随身携带一杆小秤、一把木尺、一根扁担。这根扁担陪伴了他南繁岁月最初的10年,担肥担棉担种,全靠它。

“那时,把棉种运回石家庄可不容易啊。”19834月,他运送108包棉籽回石家庄。路上要翻越五指山,要横渡琼州海峡,要经公路、水路和铁路,要坐汽车、火车、渡轮。当时,翻越五指山的路崎岖不平,还要经过8个陡坡加急转弯。一边是陡峭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他在车厢里拿一根棍子顶着棉包,为的是不让棉包压住自己,有好几次急转弯时险些被甩到车外。每个棉包重30公斤,到湛江火车站后,赵国忠先把棉种卸下来,一包包地过磅,再一包包地搬到站台上。搬完最后一包,他一下子瘫在站台上,感觉“眼前整个世界在转动”,他才想起20多个小时没吃饭了。

还有一次,他在广州中转等车时在广场睡着了,一个警察看他衣服又脏又破,人又黑又瘦,以为是一个“盲流”,要把他带到派出所询问。他拿出工作证和人大代表证,警察先是惊讶,然后向他敬了个礼,并连声道歉。

赵国忠初到南滨农场时,租住在一间茅草屋里,居住地离试验田远,中午就在田里啃凉馒头就咸菜。当时经费紧张,没钱雇工,所有农活都是他自己干。同行“评价”赵国忠:“头发又长又乱,像个要饭的,衣服皱皱巴巴,像个烧炭的。”他却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我的头发是“免理的”,衣服是“免洗的”,被子也是“免叠的”。

他自小就怕蛇,而当时海南的毒蛇很多,他尝试多种办法还是防不胜防。绿色的竹叶青蛇盘在棉枝上,灰色的眼镜王蛇和土地一个颜色,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有一次,赵国忠一脚刚要落下,一条眼镜王蛇突然立起,吐着信子发出簌簌声,准备向“来犯者”发动进攻。赵国忠一转身,不足两米处又一条眼镜王蛇立在那里。幸亏那两条蛇对这个陌生人表示了“谅解”,他才躲过一劫。

 

1983年,一次擂台赛让赵国忠新培育的“冀棉8号”声名远播。当时,中美两国间进行了一场棉花联合试验。双方约定各出三个品种,在两国分别种植,比赛结果是,在国内“冀棉8号”产量远远高于美国棉,在美国产量最高的也是“冀棉8号”。

“冀棉8号”的成功培育,也打破了北方棉区单产皮棉不超过150公斤的纪录,出现了大面积超150公斤的奇迹,最高亩产达176公斤,被专家称为我国北方棉区植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植株高大、根系发达、生长健壮,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纤维品质好,经权威部门测定,其强力、成熟度、长度、细度互相协调配套,受到纺织企业的普遍欢迎。

“冀棉8号”在数场擂台赛中始终保持不败的纪录,参加不同级别区域试验,所向披靡。在石家庄地区赛产量名列第一,在河北省赛产量名列10个参试品种之首,在黄河区赛创造了黄河区1973年以来皮棉单产、单铃重、衣指三项最高纪录,其中皮棉产量比对照增产23%。“冀棉8号”1984年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7年,“冀棉8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赵国忠说,他是在外地疗养听到早间广播时才知道得奖的。

2006年恰逢南繁育种50周年,原农业部在三亚召开了首次全国南繁工作会议,赵国忠与袁隆平、吴明珠、李登海等人受到隆重表彰,他们被称为“中国农业科学家”的代表,对他们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2010年他从石家庄市农科院棉花室主任岗位上退休,不再主持育种试验,也不再参与报奖。虽然到了“幕后”,但十几年来的工作节奏依然那么紧张,依然是河北-新疆-海南来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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