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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1983年结婚,没有婚纱,没有礼服,没有房子,但我们心中有爱。婚后没多久,我调到中国铁路文工团工作。刚到北京时,没有地方住,我和夫人就在排练厅的角落里“落了脚”,用帘子与外界隔开。几平方米的空间摆上一张床、一张桌子,便是全部家当。没有地方做饭,我和夫人天天在食堂吃。那时条件虽然艰苦,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我们并不觉得苦。
  当年儿子出生时,我正好在上海演出。家人打来电话,说我要做爸爸了,让我赶快回去。可有关我演出的海报已经贴出去了,也没有替代我的合适演员,是丢下观众还是让夫人在没有我的陪护下生产,我左右为难。思来想去,我选择了小家服从大家,不能让观众失望。演出结束后,我坐火车往北京赶,到了医院,孩子已经降生了。抱着胖乎乎的儿子,望着一脸疲倦的夫人,我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孩子出生后,我的演出任务依然繁忙。夫人白天骑一个小时的车上班,晚上赶回来还得哄孩子、洗衣服,整个人累得走了样,但她从不抱怨,还总是给予我理解和包容。平时我演出任务重,出差往返机场次数较多,找人接送不方便,再加上我的应酬也渐渐多起来,饭桌上难免喝几杯,酒后开车那是万万不可的,找代驾或朋友接送也比较麻烦。夫人一咬牙,索性自己考个驾照算了。起初我不太支持她学开车,因为她坐公交都晕车,方向感也不好,出门老迷路。没想到她很自信,说等学会了开车,那些问题都会克服的。就这样,她混在年轻人中间学起了车。起初,教练很不看好她能学会,没想到她一科又一科地坚持下来,顺利拿到了驾照。从那以后,我算有了专职司机,而且这个司机最靠谱、最忠实。每次走出首都机场,我总能看到夫人温暖的笑容,那时我的感觉就是:到家了!
  她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每年我为准备春晚节目要耗费很大精力,夫人是我坚实的后盾,替我把两个家庭料理得都很好。我母亲在天津,只要有时间,夫人都会替我去看望老人,让我省了不少心。每年除夕夜,我演出完都要赶回天津陪母亲。如果节目排得靠前了,回家的时间就宽松些。为了尽可能让我早一些回家和母亲团聚,夫人都是提前备好礼物,在家里等着我。央视春晚节目多,有媒体煞有介事地说为了让我早点回家陪母亲,会把我的节目排得靠前些,其实这是谣传。春晚那么多节目,每个演员身后都有盼他们回家过年的亲人,不可能照顾某一个人。夫人理解我回家过年的心情,有时为了争取时间,她放弃在电视机前看春晚的机会,早早地开车在央视大楼附近等我。
  60岁生日,夫人曾想把我的生日办得隆重些,毕竟60岁寿辰在中国人心目中分量还是很重的。可我觉得,人生每一天都很重要,60岁生日也没什么值得大张旗鼓庆祝的。夫人觉得再简单也得找些亲友乐和乐和,何况我还有几个得意弟子呢!贾玲、白凯南等几个徒弟提前给我打过招呼,说我生日那天得好好热闹热闹。我说:“算了,还是别折我的寿了,只要你们师母陪着我过生日,什么都有了。”我60岁生日那天,有档期和演出任务的徒弟我都没让他们来,只让白凯南作为徒弟代表来了。长寿面是夫人亲手擀的,寿星帽是她帮我戴的。家宴上大家让我讲两句,我揽过夫人,动情地说:“这辈子我欠你的最多,没有你这绿叶,哪有我这朵红花?如果有可能,下辈子让我做女人来照顾你!”
  我和夫人对于儿子的教育一直很开明,从来不用“牛不喝水强按头”的办法,而是按照他的兴趣因势利导。儿子从小对文艺兴趣不大,我和夫人也没勉强他。他大学在国内读完便出国深造,归国后自主创业。他很独立,从不想借助父辈的名气来抬升自己,这点让我和夫人很欣慰。他在自己热爱的行业小有所成,也算没给我和夫人丢脸。现在,我已过了花甲之年,除了在演艺方面发挥些余热外,最想做的就是陪着夫人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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