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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作家圈,二月河算是一个特例:21岁高中毕业,没上过大学,却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40岁开始写作,却大器晚成,写成《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成为历史小说中难以逾越的丰碑,被拍成各种影视剧广为流传,并因此在作家富豪榜中名列前茅。即便红遍半边天,这位“帝王作家”至今仍住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农家小院中,二月河喜欢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你以为我会住在哪里?住在别墅里啊?”二月河哈哈大笑。

 

成名后依旧住农家小院

 

  二月河说,自己出生于山西昔阳,从小就跟农民打交道。他至今依然保持着吃山西饭的习惯,比如捞面、刀削面、小米饭、老陈醋等山西食品。他13岁来到南阳,在这里住习惯了,有小城市的舒适和亲切。长达几十年的埋头写作,使他习惯了在幽静的环境中生活,反而不喜欢大城市喧闹的生活。所以,即便如今经济条件好了,他还是喜欢居住在安静的小院中,生活和当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几十年的习惯,很难改变。”他回忆说,以前自己在院子里养着几只鸡,需要到大街上捡菜叶喂鸡。看到大街上有卖菜车就不出声挤过去,捡拾人们买菜丢下的青菜叶子。有一次蹲在车下捡叶子,他突然碰到另一个人的手,起初以为是同道,并未在意。过了一会儿,那人站起身来,笑吟吟对他说:“二月河老师,捡菜喂鸡呀?这是我替您捡的,应该够用了,您带回去吧。”
  这使他很意外,也很狼狈。“在公众眼里,我是个很辉煌的模样。过年过节市里团拜聚会,常在主席台上对着众人说几句祝福拜年的话,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和一个尊敬我的人遇合。我顿时怔住了,也不知道咕噜了句什么就匆匆离开了。”有时去买菜,在卖菜车边捡了许久,正准备上秤,卖菜的人会突然来一句:“老师,不用称了,这是我自家种的,你带回去吃吧——这菜没上农药。”
  二月河在生活中不修边幅,穿衣服也没什么讲究,即便出席正式场合,也很少穿西装。熟悉他的朋友调侃说,二月河是一个“永远可以在身上看出上顿饭吃了什么的人”。二月河最近几年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家的桌子上,治疗糖尿病的药物随处可见。二月河说,他现在很少写东西了,因为身体不太好,糖尿病带来的眼疾,让他看东西不太清楚。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一部动辄100多万字,非常耗费心血。“与其写得不好,还不如不写。”

 

写《康熙大帝》每天三睡三起

 

  距离当年写《康熙大帝》已经过去30多年,但二月河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写历史小说不能没有历史背景知识,我写的不是架空或穿越的幻想小说,而是依据真实史料的帝王系列,需要阅读大量的清人笔记。究竟读了多少已经记不清了,肯定不止几百万字。” 当时一家三口蜗居在南阳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中,二月河毫不讳言当时是住在贫民窟。“房间被我从市场上淘来的发黄的书和报纸堆得满满的,妻子和女儿要从堂屋里过都迈不开腿。”为了不使手臂沾上稿纸,他在两臂缠满一圈干毛巾。人们常用“头悬梁,锥刺股”形容读书人的勤奋,二月河还加上了一条“烟烧腕”,是他在晚上写作困了时拿烟头烫的。为了挤出时间来写作,他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
  当时家里太穷,用不起电扇,夏天太热,他就拿一桶水放在桌下,写作时把脚搁水桶里,既挡蚊子,又降温驱暑。有时实在太困,他甚至拿冷水浇头。冬天写作时,寒风刺骨,墨水都能结成冰。困意来袭时,他点燃一支香,让香烛腾起的烟雾把自己熏醒。《康熙大帝》是二月河的开山之作。当时他天天熬通宵。晚上10点开始写作,写到凌晨3点睡觉。早晨7点半,天蒙蒙亮,他就起床点煤炉子煮粥,然后骑自行车买个烧饼吃,到单位上班。晚饭后睡两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他再起来写作。“一天三睡三起,我的时间都是偷来的。”忙中偷闲写书,他也招来一些流言蜚语,说他不务正业,用公家的稿纸写自己的书。靠着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20年里,他写出了520万字的鸿篇巨制,包括《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三个系列。二月河说,这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沙漠旅行,疲惫不堪,但只要穿过沙漠,前面就是绿洲。

 

“没人出书我头发都掉光了”

 

  二月河说,当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写书,而是“写出书来往哪里投稿都不知道,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闭门羹。”这是二月河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光。“头发都掉光了,大片大片地掉。”他非常感激当初赏识他的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当时,初涉文坛的二月河把研究红学作为敲门砖,给《红楼梦学刊》投了一篇稿件但却石沉大海,半年多都没见回信。心有不甘的他便给当时编委会之一的冯其庸写了一封信“讨说法”,并附上另一篇稿子。不到一个星期冯其庸就回信了,不仅推荐刊发了二月河的文章,还建议他从事文学创作。二月河自此开启了写作的念头。
  1985年,冯其庸看完《康熙大帝》前10章后对二月河说:“你不用研究什么红学了,这就是你的事业。”这让迷茫中的二月河备受鼓舞。“当时完全靠自己一个人,用白居易的一句诗说,‘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冯其庸鼓励他说,尽管写,书写出来由他帮忙找出版社。

 

成功一靠运气二靠才气

 

  二月河30多岁时还是副连,看到身边的同事已是正团,“前途渺茫”的他想到了转业。部队图书室的书也难以“解渴”。
  带着英语大辞典入伍,他本想学英语,但无语境、无老师,他意识到“此路不通”。因文章写得好,他后来干起了宣传干事,并因此有机会大量读书,《二十四史》就是在部队期间读的。转业到地方,从副科长当到科长,二月河认为文史水平已经达到大学副教授后,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写书。虽未上过大学,但二月河现在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全国各地来找二月河讲课的人纷至沓来,走在大街上,也经常有人认出他来,跟他打招呼,开口就是“二月河老师”,这让他很不适应。他要用手指掐掐自己,有点疼,然后确信,这是真的。“以前受过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总算熬出头了。”
  21岁高中毕业,40岁拿起笔写作,二月河在作家队伍中可谓大器晚成。他也说不清成为作家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看来,最终能熬出来,一靠运气,二靠才气。“如果没有冯其庸先生的鼓励,单凭我过去的精神蛮干,80%的可能性要失败。”同时,也跟他的努力坚持有关。“我觉得自己是个写东西的料,可以卖文为生。”二月河笑言,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写康熙,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清代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我要看得非常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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