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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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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宁  来源:  时间:2018-03-07

  一个建筑师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就是当人们提起他的名字时,马上就会联想到某个建筑作品,甚至是一座城市。就像人们在提到安东尼奥·高迪的时候,马上就会联想到巴塞罗那(他一生的作品中,有17项被西班牙列为国家级文物,7项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提到邬达克,就会想到老上海(他一生为上海留下了六十多栋建筑,几乎半数都是今天的地标性建筑)……
  而我们本文的主人公张锦秋,就是这样一位建筑师,人们只要提到她的名字,就会想到今天的西安城!

  有十几年没有到过西安了,去年下半年,爱人去西安出差,正好我没什么事,就跟着去了一趟。我在西安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游览了大唐芙蓉园和法门寺。第一感:都太漂亮了!回来后,和爱人聊起这些感受,爱人很自豪地告诉我说:“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中国建筑总公司)西北设计研究院的总设计师张锦秋先生的作品。我还多次见过她。”
  当时,我就有想采访一下这位张先生的愿望。于是,便向爱人提出:“能否帮我联系一下?”过后,爱人回复我说:“张先生年事已高,而且工作繁忙,恐怕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不过,我可以帮你找一些张先生的资料……”
  几天以后,爱人就给我找来了厚厚的一摞和张先生有关的资料。看过之后,我觉得已经很全面了,我想知道的东西,都能从中找到答案。下面,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张先生,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为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张锦秋先生都设计过哪些有名的建筑: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体育馆、法门寺博物馆、华清宫唐代御汤遗址博物馆、“三唐”工程(即唐歌舞餐厅、唐华宾馆和唐代艺术展览馆)、钟鼓楼广场及地下工程、慈恩寺玄奘纪念院、陕西省图书馆(包括美术馆)、西安国际会议中心(即曲江宾馆)、黄帝陵祭祀大殿、大唐芙蓉园、西安博物院、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安塔……粗粗一数,已经十五六个了。
  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在一次访谈中说:“张先生设计了许多好的作品,我很自豪,外地来人,我总是要带着他们去欣赏一番。”
  著名文学评论家肖云儒则说:“在西安,你想躲开张锦秋是不可能的,因为公共汽车跑不上两站地,就能遇到一个她的作品。她的作品个个都是古城新地标,是古城呈献给世界的一张张崭新的名片。她在营造西安的同时,也被西安营造着,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像她,一辈子就在一个城市,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然后,她的这个风格又和这座城市血肉相连了。”
  张先生给人的印象一向都很温婉、平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谦和的女士,却在一向都被视为“男人天下”的建筑行业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第一”——她是我国首批被授予 “建筑设计大师”称号的15人中的唯一女性;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水利、土木、建筑学部的唯一女性;首批获得中国建筑学界最高奖项“梁思成建筑奖”的9名大师中的唯一女性;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项经典工程”评选中,她主持设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延安革命纪念馆都榜上有名。

成长之路

弃文从工,最初理想是作家
  张锦秋,1936年10月出在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张竞成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土木工程系,是一位筑路工程师;她的母亲唐淑仪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她的姑妈张玉泉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还是我国首位获得独立执业资格的女建筑师;她的大舅也是学建筑的,早年曾留学德国,后来执教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张锦秋从小就跟着父母走南闯北,在同龄人中,绝对称得上是“见多识广”了。
  1948年,父亲决定举家迁往上海。12岁的张锦秋随后进入了上海务本女子中学(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洋学堂)初中部读书。很快,学校图书馆的老师就认识了这个小锦秋,因为她是这里的常客。从唐诗、宋词到《三国演义》、《红楼梦》;从列夫·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到巴金,这个小姑娘无所不读。以至于一年后,校图书馆的老师就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她:“这里已经找不到你没有读过的文学方面的书了。”
  那时候,张锦秋的理想还不是要成为一名建筑师,而是想成为一名作家。她还给巴金写过一封信,并向巴金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有说过,你的笔名‘巴金’中的‘金’字,是来自于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19世纪俄国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和理论家)的,但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您怎么可以崇拜他呢?”
  信寄出去以后,小锦秋就在热切地盼望着巴金的回信。当时,她的好朋友都对她说:“人家是一个大作家,每天不知有多少工作要做,怎么会给你一个初中生回信呢。”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真的等来了巴金的回信。虽然现在巴金的信件已经遗失了,但她还清楚地记得巴金在信中给她提出问题的解释:“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不同的追求和崇拜的目标。”
  巴金的回信令小锦秋兴奋不已。然而,就在她的作家梦做得正香时,父亲的一席话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父亲希望她能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张锦秋的哥哥已经在学习造船了,父亲希望两个孩子“一个造海上的房子,一个造陆地上的房子”。
  “父亲说得很浪漫,让我觉得当建筑师和当作家是一样浪漫的。他还说:‘从事专业文学写作,必须具有非凡的天赋,光作文写得好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你虽然文科不错,但数、理、化成绩也很好,更主要的是,你的美术也不赖,特别适合当建筑师。’所以,我几乎是没有任何抵触的就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弃文从工了。”张锦秋后来回忆说。
  让张锦秋这么痛快答应了弃文从工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和父母刚来到上海时,就住在姑妈家宽敞的房子里。她还记得,姑妈家的书柜里摆放着好多建筑杂志,她经常会拿来出翻翻,那上面,特别是客厅的墙上,还挂满了姑妈设计的一些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房子好漂亮啊,那都是我姑妈设计的,我可自豪了。所以,在我的印象里,从事建筑设计始终是一个崇高而美好的职业。”
  不过,那个时候,张锦秋虽然答应了父亲“弃文从工”,但“从工”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学建筑。初中毕业时,她没有和父母商量,就自作主张地报考了三所学校。一是陶行知创办的行知艺术师范学校,二是上海国立高等机械学校,三是南洋模范中学。结果,三所学校都给她发来了录取通知书。怎么办?张锦秋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了,只好请出父母帮她做出选择。
  母亲说:“你年龄还小呢,不要急于进入社会,也不用这么早就把专业定下来,我看你还是继续读高中吧,等高中毕业了,再决定自己究意要学什么……”懂事的张锦秋不等母亲说完,就说:“那我就还在务本女中读高中吧。”
  1954年,张锦秋18岁了。这时的她,已有了自己十分明确的人生选择,报考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学习成绩一向很好的张锦秋十分顺利地就考取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进入清华大学以后,张锦秋一如既往的学习努力,一直是班上的优等生。学建筑是很苦的,因为不仅要学书本上的知识,还要经常跑工地,参加实践活动。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女生,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一次,张锦秋和同学一起到一个工地上去实习。当时,房子已盖到第二层,工人师傅随手从地上抄起一块木板,搭在二楼的一个窗台上,让他们沿着木板上到二楼。胆大的男生们都一路小跑地上去了,女生胆小,都不敢往上上,轮到她时,她没有丝毫的犹豫,一抬腿就跑了上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工人师傅在考验我们呢。在后来的实习过程中,那位工人师傅对我一直都很关照,还跟我说:‘小张,你不错,将来肯定会有出息的!’”她回忆说。

得遇名师,拜在梁思成门下
  张锦秋本科毕业以后,又考上了梁思成教授的研究生。梁思成教授不但是清华建筑系的创始人,也是当时国内建筑历史和古代建筑研究与保护方面的第一人和精神领袖。张锦秋在读本科时,就总是怀着仰慕的心情,远远地望着他。如今,她终于进入了他的门墙,成为了他的弟子。很快,她便发现,这位令她高山仰止的大师,还是一位谦和、亲切、儒雅的前辈。
  梁教授的书房也是他们师生间的一个课堂。张锦秋对这个特殊的“教室”里的摆设至今记忆犹新:“书房朝南,有两个大窗户,十分敞亮。房间的东端,当中是梁公的书桌。书桌对面的西墙上,是一排大书架。书桌右前侧有一个长沙发,左前侧有一个木茶几和几把靠背椅。整个房间的陈设简朴舒适,紧凑而不拥挤。冬春之交,梁公喜欢在书桌右角摆一盆‘仙客来’,朵朵红花显得生意盎然……”就是在这样一间温馨的书房里,当老师的侃侃而谈,当学生的洗耳恭听。梁思成的一言一行,都被张锦秋铭刻在了心里。
  “有一回,梁公说他喜欢豪放的、‘帅’的艺术风格,但他的字和画都工整有余,而‘帅’气不足,他将这引为他一生的遗憾。他还顺手从案头拿起一份手稿让我看,并道:‘看到自己帅不起来,所以我只好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了,至少要让人家看得清楚。’”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锦秋说:“就是梁公的这番话,使我以后写字时,再不敢伸胳膊伸腿儿地乱写‘自由体’了。”

落户西安

  1963年,梁思成去广西考察,造访了真武阁(在容县城东、绣江北岸,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中国江南四大名楼”。始建于明万历元年,是一个高13.2米的方塔形建筑,全木榫结构,整阁没用一颗钉)。回来后,他准备写一篇关于真武阁的文章,便约了张锦秋去做笔录。“那是一个天气非常晴朗的上午,梁先生的书房外一片郁郁葱葱。在洒满阳光的书房里,他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字斟句酌地口授着他的文章,偶尔会停下来推敲一下用词,又继续口述下去。我就坐在他的书桌旁,一字一句地记录着。也不过就是四五十分钟的光景,梁先生口授完了。那绝对是一篇精美的文字,不用改一个字,不必更换一个词。就在那天上午,我终于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大家,我对‘仰之弥高’这个成语有了更深的理解。梁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人生奋斗的标杆,引导我一生为之努力……”
  梁思成教授对自己的这位勤奋好学的女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当时,他正准备全力研究宋人的《营造法式》(北宋官方印行的一部规范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书,它的作者名叫李诫),他本打算让张锦秋也参与研究。
  但张锦秋当时刚参加了建筑历史教研组的一个古建考察活动,考察队先去了承德德避暑山庄,之后又到无锡、苏州、杭州、扬州和上海转了一圈,考察古典园林。一圈下来,让她迷上了中国古典园林。
  “我彻底为之倾倒了,中国古典园林实在是太美了!”时隔50年岁月,张锦秋回忆起当初中国古典园林带给她的震撼,还是兴奋不已,感慨系之。
张锦秋决定她的毕业论文就围绕着园林展开。但当她得知梁先生想让自己跟他研究《营造法式》时,不免有些尴尬,她感到自己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因为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告诉她说:“别人想跟梁先生一起工作都苦于没有机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自作主张!”
  张锦秋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怀着一份忐忑不安的心情,她走进了梁先生的书房。“那是一个黄昏,斜晖脉脉,书房的空气宁静而舒缓。梁公笑容可掬地坐在他的圈椅上,又像是在讲正事,又像是在随便聊天。”张锦秋曾经这般诗意地写道。梁先生最后还是尊重了她的意愿:“你有志于研究中国园林,这很好。”他还当即指派自己的得力助手莫宗江(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教授,也是梁先生的弟子,营造学社成员,建筑史学家,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担任了张锦秋的论文指导老师。
  但是梁先生并没有从此就不再管张锦秋了,他依然时刻关注着自己这位女弟子的学习。张锦秋后来在对颐和园后山进行研究时,涉及到了乾隆写颐和园后山的11首诗。乾隆写诗喜欢用典,用的一些典故还十分冷僻,张锦秋一时难以读懂,就把这些诗抄在一张小纸片上,去向梁先生请教。“万没想到,对我的提问,他随口就说出了出处。比如‘椰叶定无何足拟’中‘椰叶’的出处,他随口就说出了这是引自汉赋大家左思的《吴都赋》,‘槟榔无柯、椰叶无阴’。梁先生还在我抄写诗句的小纸片上亲笔写了注释,这些纸片我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尽管都发黄了,但我视如珍宝。”张锦秋后来曾回忆说。
  和梁先生一样,莫宗江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莫先生是梁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他没有大学学历,但却被清华大学破格聘为了教授。梁先生指定他担任张锦秋的论文导师,也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园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一情一景都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
  让张锦秋情定中国传统园林的两次考察活动,就是由莫宗江教授带的队。“每到一处,他边走、边看、边讲,说了许多我们看不出来,或看出来也不甚懂的美景和典故,特别是点评设计的成败,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入情入理。我从他那里得来的关于园林古建的系统知识,真是让我受用终生。”张锦秋说。
  莫先生对张锦秋的指导也是自有一套。他让她先去将颐和园中的“意迟云在”、“重翠亭”和“千峰彩翠”放在一起,做个综合的研究,后来又让她把昆明湖中“龙王庙”岛也加进去研究,最后给她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颐和园后山西区景区的园林现状和造景经验》。“莫公就是这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引领着我,一步步地进行着学术攀登。”张锦秋说。
  除了学术上的引领,莫先生也以自己的文人情怀影响着张锦秋。他曾经说过要带学生们去看大雨后的香山瀑布,尽管最终没有成行,但那样的情景让张锦秋至今依然神往。

她的建筑师之路由此开启
   1966年春天,张锦秋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了。一天,她和其他一些研究生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给他们的毕业赠言——“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其实,这已不是张锦秋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一年多以前,她在做毕业课题研究时,曾多次去颐和园后山勘察,搜集数据。有一回,她和一个同学划着一只小船,在昆明湖上取景拍摄。这时,驶来了一艘画舫,周总理就在画舫上,正在陪客人参观游览,而且就坐在靠近她们的一侧。
  张锦秋和同伴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高喊了起来:“周总理好!”周总理微笑着朝她们这边看过来,并和蔼地问道:“你们是两姐妹吗?”张锦秋答道:“不是。”周总理又问:“你们是哪里的?”张锦秋又说:“我们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正在研究颐和园后山。”周总理说:“好嘛,希望你们好好研究。”
说话间,画舫已经驶过了她们的小船。这时,张锦秋才想起来应该给周总理拍张照片。就在她准备举起相机时,总理身边的警卫人员提醒道:“不能拍照。”周总理则亲切地笑道:  “让她拍,让她拍。”“这次偶遇,使我激动了很久。”回首这段往事,张锦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
  研究生毕业时,在张锦秋的主动要求下,她被分配到了西北建筑设计院。用她的同学,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的韩骥的话说,就是“锦秋这个人啊,在学校就是个好学生,就有服从国家需要的理念”。
  张锦秋也说她当年是怀揣着“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的憧憬,登上西去的列车的。然而,沿途所见,却只有黄土高原的苍凉,根本就看不到有任何“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的胜景。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让年轻的张锦秋感到有什么失落,反而,她觉得这是老天给她的一份厚赐,为她提供了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舞台。然而,就在张锦秋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文革”中,张锦秋和许多知识分子的遭遇一样,不是今天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明天被叫回来充当“臭老九”挨批斗……当时,她在上海搞城建的父亲即使身患癌症,也难逃被批斗的厄运。张锦秋曾借回上海探望病重的父亲之机,到父亲所在的单位询问:“我父亲是爱国知识分子,解放后又是市政协委员,到底他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一问,她被扣上一顶“替父翻案”的大帽子。这顶大帽子在以后的数年当中,一直压得她直不起腰来。但她始终坚信一定会等来能让自己施展抱负的一天,她就像是一颗蓄足了能量的种子,等待着春天的来临……
  “文革”后期,旅游开发的意识有所萌动,驰名中外的华清池是外地人来西安旅游必去的景点之一,但当时,它却连一个像样的大门也没有。设计任务就交给了西北设计研究院。那时,张锦秋还在乡下劳动,不小心让汽车给撞了一下,伤了膝盖,回到单位养伤。领导听说她学过古建,就把设计任务交给了她。
  张锦秋心想,一说到华清池,人们就会想到唐玄宗和杨贵妃,所以大门还是要具备一些唐代的特点,否则就文不对题了。于是,她赶紧翻阅了手边有限的关于唐代建筑的资料,花了一周的时间,拿出了设计图纸,然后就回农村了。华清池公园大门虽然只是一个小项目,但却是张锦秋到西安后,设计的第一个项目,因此它在她心中,始终都占有一席之地。
不久,“文革”结束了,共和国迎来了改革的春天,张锦秋也迎来了她事业的春天。1978年,张锦秋又接下了设计阿倍仲麻侣纪念碑的任务。阿倍仲麻侣是唐代一个从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生,后来,他还在唐朝做了十来年的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锦秋以其女性建筑师特有的细腻,为他设计了一座高5.36米、全部由汉白玉砌筑而成的仿唐结构纪念碑。她还在碑身的两侧,以草书体镂刻了阿倍仲麻侣的《望乡》诗和李白的《哭晁卿》诗,又在碑顶和碑栏上,装饰了日本的樱花和中国的梅花,以及日本遣唐使船队的浮雕。这个项目让张锦秋积聚了多年的才华、知识和创作激情,得到了一次畅快淋漓的宣泄。不愧是梁思成大师的得意弟子,第一次出手,就赢得了业界的交口称赞,这座纪念碑后来还获得了国家建工总局优秀工程奖。

一个人与一座城

陕西历史博物馆和“三唐工程”
  1983年,被列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新馆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西北设计研究院承担了该馆的设计任务。当时,院里一共拿出了十二套方案,最终,张锦秋的方案得到了投资方的认可。
  张锦秋说:“陕西历史博物馆新馆是‘十年浩劫’后,我国兴建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博物馆,也是在完成周总理的遗愿。1973年6月,周总理曾陪同几位外宾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当时,周总理就感叹博物馆的空间太小了,光线也不足,于是,便指示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建一座新馆。”
  在谈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新馆设计的情况时,张锦秋说:“当时,任务书上只有一句话,就是‘博物馆建筑本身,应该成为陕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所以,我在做方案时,从一开始就紧紧地抓住了‘象征’不放。西安,古称长安,是一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城,而且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的都城。特别是唐代的长安城,规模之大,建筑之宏伟,绝对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高峰。
  “现在,大家都觉得北京的故宫怎么怎么的不得了,但是唐代的大明宫,是北京故宫的四倍。我想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应该就是大明宫了。所以,我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很快就想到了要把它设计成一个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那么,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又有哪些基本特征呢?简单地说,就是‘中轴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这是与古人的宇宙观相对应的。但我并不是要模拟一个具体的宫殿,而是要把传统宫殿式建筑的基本特征,也就是那十六个字,呈示出来。
  “另外,在色彩的搭配上,我选择了白色与灰色的搭配,它的外墙使用的白色的墙砖,栏板是汉白玉的,屋顶用的是深灰色的琉璃瓦,台阶和柱子用的则是浅灰色的花岗岩,并采用了喷沙的工艺,之后门窗选用的都是茶色的玻璃。这也是受了中国画的启发,王维在《山水诀》中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为什么是‘水墨为上’呢?,因为这种色调既平稳、安详、大气,又充满了活力。”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馆经过四年建设,于1987年落成。该馆馆区占地6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5600平方米,库区面积8000平方米,展厅面积11000平方米。在全国的博物馆中,规模仅次于北京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馆一落成,就成为了西安和陕西的标志性建筑,不仅荣获了中建总公司优秀设计一等奖和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一流博物馆。后来,温家宝总理在到过陕西历史博物馆后,曾对人说:“对张先生,我是非常尊重的,她设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宏大、壮观,非常具有中国气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唐”工程,是张锦秋先生的又一个得意之作
  1985年,西安引进外资开展旅游产业的开发。日本一家企业被批准在大雁塔附近建设“三唐”工程,所谓“三唐”,即唐歌舞餐厅、唐华宾馆和唐代艺术博物馆的简称。当时,日方作为投资方,拿出了一个设计方案。
但是日方人的方案带有明显的“和风”色彩。张锦秋觉得,在大雁塔旁边盖这样的房子很不合适。于是,她便向有关领导如实讲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时,领导反问道:“那你来设计一个?”
  张锦秋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差事,并再度把目光投向了唐朝。因为大雁塔是唐代慈恩寺住持玄奘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而兴建的,现在唐寺已毁,只剩下一座古塔,是古城西安的标志之一。在大雁塔的周边建房子,就必须要把大雁塔也考虑进去,让它具备一些唐代的风格,才能与之相得益彰。
  通过查阅资料与反复比对,张锦秋的设计思路渐渐清晰起来:理解环境是前提,大雁塔附近新建工程,必须要有历史的依据来支撑;保护环境是关键,新建工程的风格要与古塔相协调,在高度和色彩上,只能起陪衬作用,不能喧宾夺主;创造环境是焦点,新建的工程既要具备传统的形式,又要符合使用功能的要求。
  有了这些考虑之后,张锦秋设计的唐华宾馆,客人不管是从宾馆里的走廊上路过,还是透过房间的窗户,都能眺望到古塔的雄姿。
  张锦秋的这个方案一拿出来,日方就觉得比之前的方案实在好太多了,当即决定了采用她的方案。如今,雁塔高耸,“三唐”奔趋,可谓虚实相生,刚柔相济,古塔和新建起来的“三唐”工程毫无违和之感。
  张锦秋曾说:“我的设计都是在追求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我把它们称之为‘和谐建筑’。在国际化的浪潮中,一方面,我们要勇于吸取外来的先进科技手段、现代化功能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善于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突显中国文化的特色,创造出既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又具有时代风貌的和谐建筑。现在,某些建筑一味地追求‘新、奇、特’,打着‘现代建筑’的旗号,但实际上是‘唯形式主义’,目的就是玩花样。其实,一个城市就是一篇大文章,这个城市中的某个建筑就是其中的一个段落,或者只是一句话。段落与段落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要有衔接,要有内在的逻辑性,否则就成了天书,谁也看不懂。”
  另外,张锦秋还直言当下的建筑教育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有的大学生刚毕业,就急着要表现自我。城市整体规划上有一些限制,就抱怨影响发挥。其实,建筑师跟画家是不一样的,画家你愿意怎么画都行,而建筑师的作品是一个城市的门面,不能你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那么要不了几年,这个城市就会成为一座城市垃圾。”

  

大唐芙蓉园

长安塔

丹凤门

大唐芙蓉园、丹凤门和长安塔
  大唐芙蓉园是张锦秋仿照唐代皇家园林的样式,设计的一个大型文化主题公园,是她的“新唐风”的代表作。公园占地1000亩,其中有水域(芙蓉湖)面积300亩,整体布局气势恢宏,园内的楼、馆、阁、轩、亭、廊、台、榭,都是因山就水而建,层次丰富,错落有致,步移景新,完美再现了大唐时代皇家园林的万千气象。紫云楼、望春阁、御宴宫、仕女馆、芳林苑、唐诗峡、彩霞亭、桃花坞、茱萸台、唐市、杏园、旗亭、陆羽茶社、曲江流饮、诗魂雕塑群、凤鸣九天剧院等景观,或雍容华贵,或古朴素雅,或嵯峨高耸,或精巧别致,莫不既能自成一景,又可互成景观,可以说是世界惊艳了。
  大唐芙蓉园落成以后,一些城市的领导带着十二万分的诚意找到张锦秋,希望她也能为他们所在的城市设计一个这样的大型公园。张锦秋都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理由无他,“你们的城市跟唐朝有什么关系?如果把大唐芙蓉园搬到你们那里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丹凤门和长安塔也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张锦秋奉献给古城西安的两个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的建筑佳作。丹凤门是唐代大明宫的正南门。根据史籍记载,丹凤门是皇帝出入宫城的主门,也是宣布登基、改元,颁布大赦等重要法令的重要场所。2005年,丹凤门遗址的墩台被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出来,其门道之宽、规模之大、马道之长,均为目前发现的古城门之最。当时,陕西省政府想要建一座丹凤门博物馆,并设想它应该是一座唐风浓郁的标志性建筑,既能保证保护与展示的基本功能,又能承担起沟通历史与未来的重任。这个博物馆的设计任务,又落在了张锦秋肩上。
  按照文物部门遗址上不能复原重建的规定,张锦秋首先根据丹凤门遗址的形制和尺寸进行了推理设计,确定了一个比较贴近历史建筑原貌的形象,又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在遗址上兴建的保护性和展示性建筑,必须要保证遗址的完整性与原真性,而且新建的项目必须是可逆的。当时,张锦秋精心准备了两套推理方案。一是在墩台上做一个矩形平面的木结构城楼;一种是在墩台上方的两端备造一个挟屋,当中为正楼。
  后经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第一套方案。张锦秋的这个设计后来采用的是全钢的结构。城台与部分城墙的外墙用的是大型人造板材,并将其表面处理成了城砖和夯土墙的样子;室内空间,则是采用的是现代装修。这种设计既凸显了“大唐第一门”的原始风貌,又满足了现代博物馆的所有功能。

长安塔是西安世园会四大标志建筑之一

  张锦秋说:“西安世园会的主题是‘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市府早在做园区整体规划时,就已决定要在核心位置,建一塔形的建筑,至于是建一座古塔还是建一座西洋塔,还没有定下来。本来,世园会的建筑设计都是要进行招投标的,但是政府直接就把这个塔的设计交给了我做。这当然是政府对我的信任,但同时也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张锦秋心里十分清楚:这个塔的设计,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很好地表现出本届世园会的主题,“我想,它首先要体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就要求它与周围的环境 能够融为一体,让塔成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同时,人在塔中也要有融于自然、与自然互动的感觉。”但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张锦秋苦苦地思索着。后来,她在“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开襟坐霄汉,挥手拂云烟”等一些唐人的诗句中,找到了灵感。
  作为西安的地标性建筑,要表现千年古都的背景,就必须蕴含这个城市的历史信息。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吉祥的象征。隋唐时期长安城的西南角就有两座高97米的木塔,这两座塔就是当时长安城的地标。但是历史已经走过了1000多年,而    灞(世园会的所在地)那个地方又是一块充满现代感的土地,如果这个塔造得还跟唐塔一模一样,那就不是西安的新地标了……”
  最终,张锦秋的长安塔的设计既保持了唐塔的神韵,同时又增加了很多现代元素,凸显了现代都市的风貌。塔高99米,地上有7个明层和6个暗层,再加上地下1层,共有14层。后来,张锦秋曾这样总结说:“长安塔,不单是一个观光塔,更是一个文化性标志建筑。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它的‘灵魂’的话,那带有明显唐代特点的方形塔身就是它的‘形态’,钢结构就是它的‘骨架’,超白的玻璃和大量的不锈钢构件就是它的‘肌肤’。”
  在塔的内部,张锦秋还创造出了一个绿色的环境——在七个明层的塔心筒墙上,以油画的手法,绘了一组菩提树。这原是一个“园中塔、塔中树”畅想,后在建筑师、画家、室内设计师的密切合作,终于变成了现实。长安塔甫一落成,就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好评,被誉为21世纪的“绿色建筑”经典。

天上有颗日行158万公里的“张锦秋星”
  张锦秋很清楚自己的舞台有多大。她的设计大多是给西安这座城市量身定制的,可以说她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西安,献给了陕西。她的七卷本《〈长安意匠〉——张锦秋建筑作品集》为从事建筑的青年学子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她的创作从大型博物馆到宾馆、民居,从单体建筑到千亩的园林,点亮了陕西,点亮了西安,让世人为之惊叹。
  曾经有外省的单位想要高薪聘请她出任各类职务,她始终不肯离开。一次,有位朋友问她:“西北经济不发达,气候干燥,风沙又大,你一个南方人,在大西北待了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她的回答干脆又有力量:“熬什么熬?我觉得挺好的嘛!”
  人们都说一座城市可以改变一个人,张锦秋先生对西安的贡献,也让我感受到了一个人同样也可以改变一座城市。从1966年来到西安,已经过去了50多年,张锦秋始终如一地奋斗在建筑设计的第一线,笔不离手,她对西安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她对西安的历史,了如指掌;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大唐文化,是由衷的热爱。她在设计陕西省图书馆时,工地上有块高低不平的坡地,大家都想把它铲平了,好施工。但是她却坚决地不同意,因为这是唐代长安城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处高地……张先生经常说是三秦大地滋养了她,“我在这里很安心。不,其实只用‘安心’这个词来表达我现在的生活,根本不够,我应该说我很庆幸自己能在这里安身立命”。
  另值得一提的是,在张锦秋所获得的所有荣誉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为表彰张锦秋院士在其所从事的建筑行业当中,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完美地应用于当代建筑的杰出贡献,2015年5月8日,经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推荐,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申请,国际小行星中心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编号为210232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了“张锦秋星”。从此,在浩瀚星空中,又多了一颗以中国科学家姓名冠名的小行星。这也代表了国际社会对张锦秋的充分肯定。
  张先生在致辞时,也是非常激动,竟至几度哽咽。她说:“‘张锦秋星’对于我来说,远远超出了奖励和光荣的含义,使我精神上得到了升华。我,一名中国建筑师将与宇宙同在,这种感受前所未有。”当时,她还一连用了四个“属于”表达她了对这份荣誉的认识,“这份光荣属于中国的建筑界,属于古老而新生的陕西,属于焕发了青春的古都西安,属于正在‘一带一路’上奋斗的西部建筑工作者们。”
  张先生不仅是第一批中国工程建设设计大师,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更一生获奖无数,而对于这些荣誉,她却处之淡然。她说:“建筑师其实就是个服务行业,不必看得那么高。”张先生又反复强调,自己设计理念的源头在梁思成和莫宗江教授那里:“如果说我今天还算有点成绩的话,功劳都应该归于我的恩师。其实,我在大学里,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唐代建筑,但老师们教会了我研究方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授人以渔’吧,我正是掌握了这些方法,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轻车熟路地开展工作。”据说,张先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一丝微笑,慈祥、谦和。谈到开心处,还会不时地掩面大笑,并发出“真逗”、“特逗”的感慨,让人觉得十分和蔼亲切,颇有一见如故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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