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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物从博物馆走进荧屏

——评文博知识普及类电视节目

作者:李雪源  来源:  时间:2018-07-23

  文物是什么?在不同的人眼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比如,在古董商眼里,一件珍贵的文物就是奇货可居、价值连城的“宝贝”。但在历史学者眼里,文物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非卖品”,文物所携带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而在我们一般人的脑海里,一提到文物,大多数人想起的是静静地放置在玻璃柜里面、标注着几行简要说明文字的博物馆藏品,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宝贝。
  这样不同印象的客观存在表明了文物作为一种特殊的物品,在商业、文化、历史等多重维度上有着其独特的意义。然而,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电视荧屏上有关文物的节目却只有“鉴宝类”、“收藏类”、“展示类”等几种类型。一种比较典型的是,观众们被鼓励着拿出自己家中各式来历的“宝贝”,拿到摄像机前供大家品评,被专家们估值。在这样电视节目中,专家们侃侃而谈,鉴得真品的人笑逐颜开,鉴为赝品的人满是懊恼,广大观众们也乐得看个热闹。
  不可否认,这样的节目往往是吸人眼球的,因为有猎奇的元素、有刺激的悬念,从而能够调动起观众的共情。但在表面的喧哗热闹背后,这样的节目也在无形之中给我们的电视荧屏和社会增添了浮躁之气,固化了“文物即是宝物、文物等于金钱”的刻板印象。
  文物远远不止于商品。每一件文物,都是经历了千百年岁月、保存着先人气息、凝结了古代能工巧匠奇思妙想和精湛技艺的实体承载者。在它们的身上,有许多的信息等待着被探索、被发现、被传播。
  现实生活中,虽说这样的探索和发现在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从未停止,但在大众传播上却一直用力不多,导致许多珍贵的文物呈现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视媒体,对文物的关注度不够、关注点偏颇,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所幸的是,这两年,随着文化类电视节目的逐渐兴起,电视人的触角也逐渐伸向了以往少有人问津的文物领域。在博物馆业界和电视制作界的协作下,《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国宝档案》《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一批立意较高、制作精良的文物知识普及类节目纷纷亮相荧屏,收获了口碑收视的双丰收。
  并且,令人欣喜的是,搭着文化类娱乐节目快速发展的东风,文物知识普及类节目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实现了全面的创新。吃第一口螃蟹的《我在故宫修文物》,采用纪录片的形式,讲述原本枯燥乏味的文物修复,力求让古人和今人的匠心进行心灵对话。口碑爆棚的《国家宝藏》采取明星“小剧场”的形式,演绎文物背后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以故事性、戏剧性和明星效应来增强传播力。而在即将上演的《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节目中,更适合当今时代“微传播”、“微表达”的短视频形式被充分运用,一件件文物被拟人化地赋予了性情,用更为时髦的方式“讲述”起了文物自己身处的时代和自己身上的故事。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节目中,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为代表,一贯以来以“高冷”面目示人的博物馆馆长们、学界大咖们也慢慢走出昏黄的展览厅和静谧的书斋,来到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向更多的人推介一件件虽然珍贵但少有人知的文物,更主动地担负起了向社会大众普及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务。这种业界与学界、专业化与大众化的良性互动,既有益于增强博物馆和文物的曝光度,又能增强电视节目的文化厚度,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文物、了解文物、保护文物,可以说是在流量上形成了互补。这样的多方共赢之举,相信每个人都乐见其成。
  当然,从“酒香不怕巷子深”到“好物也需众人捧”,从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到承载文化的“国家宝藏”,人们对文物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变化过程,既是时代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结果,也离不开诸多业界、学界有识之士的顺势推动。而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在“娱乐至上”和“快乐崇拜”的喧嚣面前保持一份清醒,从文化和传承的高度看待和掌控好自己手中的摄像机和剪辑机,力求创作出更多既具有文化承载力,又具有大众传播力的精品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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