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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电娘子军的铁血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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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时间:2019-03-11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活跃着一支“娘子军”,她们战斗在第一线,每天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辛苦工作,给观众听众带来最真实的报道。

     有人说,她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女神,神通广大,很多难以化解的难题在她们那里都能一一解决。有人说,她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半边天,她们的战斗能力,能让男性佩服不已。也有人说,她们身上,体现出铁血柔情,既能冲锋陷阵,也能以柔克刚。

     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本报独家专访了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数位女记者、女编导,她们讲述了她们的工作,她们的生活,讲述了在新闻战线上的女性的故事。

 

《中国梦365个故事》编导赵芳

拍停尸房看尸体解剖女法医让我心安

       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在清河,那里的停尸房是全亚洲最大的。2018年7月,赵芳第一次走进了这里。“停尸房在地下三层,为了保持房间的温度,必须有非常大功率的发动机带动着冰箱冷柜制冷,站在停尸房楼外,我感觉地面都在震。坐电梯下去,眼前是600个抽屉,周围是冰冷的空气,仿佛瞬间换了一个世界。”

 

在亚洲最大停尸房遭遇“电梯惊魂”


       赵芳是BTV新闻中心大型系列微纪录片《中国梦365个故事》编导,在评论部做了9年访谈节目的她,来到这个团队刚一年,完成的首部片子《逝者之语》,主角正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女法医刘萌妍。“一天,一位公安系统的朋友发给我一张漂亮姑娘的照片,让我猜她是做什么的。我猜了特警、刑警甚至神枪手,都不对,答案揭晓居然是法医。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了《法医秦明》的画面,感觉特别酷,当时就想联系她去拍摄采访。”经过反复沟通,刘萌妍同意了。从未拍过类似题材的赵芳心中的兴趣远远超过害怕,直到在地下停尸房里遭遇“电梯惊魂”。“我们需要在里面拍一些空镜,我举着灯帮摄像补光,他往后退我也往后退,退着退着退到了电梯那儿,突然电梯门嗖的一下开了,我不知道它是自动感应的,吓了一跳,那个瞬间真的有点害怕。当时我们还要拍刘萌妍打开抽屉的动作,里面的尸体并没有出现在镜头中,但我站在旁边是能看到的,装尸袋的拉链拉开着,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拍摄间隙我问刘萌妍会不会害怕,她说刚开始会,后来就不会了,因为她是还原死亡真相、帮助他们的人,在这里很心安。”

 

第一次目睹尸体解剖全过程一天没吃饭


       一天上午10点多,赵芳正在采访,刘萌妍突然接到电话,说有尸体需要解剖,她快速穿好工作服开始往外跑,赵芳紧随其后,第一次目睹了尸体解剖的全过程。“死者是一名50多岁的男性,刘萌妍认真地把他的头发剃光,给他洗澡、拍照,让他在最后仍然保有尊严。解剖室的中间是一个平台,死者放在上面,头顶是灯,旁边是水管,周围都是设备。所有人全站着,没有坐的地方,边解剖边冲去血迹,水就在脚下流。死者所有的器官被取出,做切片,确认死因。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味道,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大概两个小时后我到外面透气,坐在台阶上歇歇脚,一位50多岁的老法医走了过来,跟我说:‘今天这个至少是新鲜的,高腐的那种才恐怖呢。’”赵芳深吸一口气,扭头回到解剖室,直到下午三四点,解剖才完成。“我问过刘萌妍中午怎么办,她说你还想吃饭吗?那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们谁也没吃饭。”

 

离死亡最近的一次采访无惧无畏有心安

       《逝者之语》从开始拍摄到编辑完成历时一个月,200G的拍摄素材,最终成片只有3分钟。剪辑时在屏幕上重新回顾血淋淋的解剖,赵芳眯着眼睛一点点地挑选着有用的镜头,她的心中没有恐惧,更多的是理解和敬佩。

     “其实我们的拍摄并不危险,遇到危险的反而是刘萌妍。尸体解剖中她不小心被刀戳破了手,只是去冲了冲水,贴上创可贴,就回来继续工作了。尸体有没有传染病谁也不知道,她是在冒着风险工作。拍摄快结束时我们跟着刘萌妍和同事去了深山里的无名尸墓地,这里埋葬的都是无人认领、身份不明的死者,每个人的墓碑上都写着一个数字。法医们始终没有放弃,每当有无名尸被亲人领走,对他们都是莫大的鼓舞和安慰。”

       经历了人生中离死亡最近的一次采访,赵芳的内心无比安宁,“刘萌妍给我一种安全感,因为她和同伴们在背抵黑暗,为我们守护光明。”    (记者 程戈)

 

姚博采访患有艾滋病的罪犯

 

交通广播《警法时空》主持人  姚博 

火灾现场曾冲在最前面

       姚博是北京交通广播《警法时空》的主持人,做这档节目已经15年了。作为一名广播主持人,她不仅在节目中向听众进行普法宣传,介绍解读法律法规、剖析犯罪案例,让大家知法守法,了解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如何运行的;节目之外,她也是一名记者,要到法院、检察院、看守所、监狱、消防局等部门采访,随警采访也是少不了的。

用话筒记录消防员救火的声响

       法制节目的采访,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极端环境、极端事件,接触到一些极端的人,有一定的危险性,可能会涉及人身安全。比如,采访火灾救援的情况。姚博有过几次随警采访的经历,都是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到了救火现场。都说水火无情,火灾现场极有可能出现焚烧、坍塌,产生高温、剧毒。姚博说知道有危险,但作为广播记者,只有来到火灾现场,最大限度地去接近消防局设定的警戒线,在保证自己安全、不给救援添乱的前提下,用话筒记录下火苗呼呼燃烧的声音、消防员救火的各种声响,才能为听众带来生动鲜活、最有质感的报道。

       在姚博眼里,“消防官兵是和平年代出生入死的战士”,发生火灾时别人往外跑,只有他们逆风而行往里冲,身为法制节目的记者,也有责任将他们奋不顾身救援的英勇事迹告诉听众。有一次,姚博在消防员赶到之前就冲到了现场。“那是10年前的一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在结束采访回家的路上,忽然发现不远处的楼房着火了,马上跑了过去。”姚博回忆,那是一座砖混结构的五层老旧住宅楼,起火点在三楼,从一扇窗户里蹿出的火苗把四楼的外墙都撩黑了五层也着了,楼里还传来人的叫声。此时消防车还没有到,姚博冲进楼里,“我正好带着采访机,突发事件发生,我要进行连线报道,而且楼里还有被困人员,他们也需要帮助。”但上到二楼姚博就冲不上去了,一股股浓烟从三楼弥漫到二楼,“浓烟呼一下就涌过来了,令人窒息,还伴随着一股热浪。”姚博和其他几个想冲上楼施救的好心人只好退了下来……后来消防车赶到了,被困人员被先后救出,大火被扑灭了。“当时没有害怕,就想着救人、进行现场报道。”姚博说。

在监狱采访承受心理的挑战

       “我们工作中还有一种极端的体验,那就是到监狱、看守所去采访。”姚博说这类采访谈不上什么危险,主要是心理上的考验。

       姚博采访过嗜酒成瘾的酒驾人员、在看守所里被关押多年的嫌疑人,也采访过即将被执行死刑的重刑犯,还去监狱采访了故意传播艾滋病被收押判刑的艾滋病患者……那是两年多前,姚博在采访前与这名患有艾滋病的服刑人员握了手,这一举动也让对方感觉到对自己的信任。两个人就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只有一臂的距离,因为离远了,采访话筒收不上声音。“听他讲述犯罪过程、作案手段,我不寒而栗,感觉后脖颈直走冷风。”姚博坦言,这样的采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之后的一两天,你需要恢复心绪,不要让这件事情在自己的心里留下不好的烙印和影响。”

       姚博是2004年开始和另外一位男同事一起做《警法时空》节目的,“我对法律比较感兴趣,台里给我选的这个方向比较符合我。”姚博领到这个工作任务之后,就开始报考研究生。这些年做下来,姚博感觉自己挺适合做法律节目的,“我在参加庭审的过程当中,看过一些非常惨烈、很多人不忍目睹的交通事故画面,我觉得心理上能接受,工作当中不会受影响,也许我具备这样一种天然的心理状态吧。”(记者 陈文)

 

 

《法治进行时》记者杨旸

被警察叫“杨弟”的女侠

       十多年前,当杨旸还是河北大学一名学生的时候,她就立志要成为《法治进行时》的一名记者。“我上学时就爱看这个节目,里面惊心动魄的画面和现场感深深地吸引了我,那时候我幻想自己要能成为其中一员得多牛啊!”       

       十年后,她已经是《法治进行时》里一名跑公安口10年的老记者。公安局里的很多干警都叫她“杨弟”,因为她每天吃住在派出所,随时准备和大家一起出生入死,没人把她当女孩。

裹着大衣在派出所睡了一星期

       2008年5月12日,对杨旸来说是个大日子,那天她成为了《法治进行时》家庭中的一员。“开始我也跑过热线和法院,但领导觉得我整天疯疯癫癫的,更适合跑公安,于是就派我去了大兴红星派出所。”刚接触公安民警时,杨旸俩眼一抹黑。但她意识到,想要真正融入公安这个男人居多的队伍中,首先就要克服性别差异,取得他们的信任。“第一个星期我没回家,那是冬天,我夜里就裹着大衣在派出所里睡觉。不管他们出什么现场,我都跟着去。我不能让男同志看不起我。慢慢的,他们也习惯什么事都叫上我了。很多警察三、四天才值一次班,但我是每天都在。很快我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

一个人边开车边哭到崩溃

       为了更好地随警采访,杨旸买了一台便携式摄像机,“它陪我淋过雨,进过火灾现场,跟踪过嫌疑人,拍过人间冷暖,记录过民警的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和无数抓捕瞬间。”十年中的每时每刻,杨旸都处于待命状态。“别管我有多累,只要干警出现场,我一定要跟着去,像打了鸡血似的。”当别人问她是否害怕时,她总会使劲摇着头说:“我从来没害怕过,每天和警察在一起,我是最安全的。”

       十年多,特殊的职业生涯也成就了杨旸侠肝义胆的个性。她既是最勇敢的战士,也是最义气的同伴。发生在2013年的“大兴摔婴案”让杨旸至今印象深刻,因为一点小小的争执,韩磊就将年仅两岁半的孩子活活摔死。该案当时震惊京城,杨旸也全程跟踪报道了整个案件过程。“我是媒体记者中第一个见到全过程的。当时,警察问着问着情况,我就感觉自己受不了了,开着车一口气跑到十三陵去散心。我一边开车一边哭,整个人情绪都崩溃了,我就奇怪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人呢。”最终,韩磊被判死刑。宣判的那天,杨旸一个人买了好多烤串和啤酒,“我终于感觉对孩子的父母有个交代了。”(记者 刘颖)

 

 

BTV生活频道记者  吴薇(化名)

卧底餐厅揭秘活鱼真相

       “卧底”这个词总会与神秘和危险挂在一起,两军交战时有间谍卧底会扭转战局;和平时期有警察卧底可以破获大案、要案……可是在当今的记者队伍中也有为百姓查明幕后真相而舍身卧底的真豪杰。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美女记者吴薇(化名)就是一名,为了查明百姓反映的某“坑人店”,她冒险前去餐厅“应聘”,隐藏身份卧底拍真相,面对威胁不惧怕。

扮成外来妹应聘服务员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吴薇(化名),是位年轻的编导、记者,她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电视台,当上了一名她心仪已久的编导、记者。她说:“干这个职业是因为我从小就对记者的职业有好奇感。上大学时,看到了很多中外记者冒着生命危险采写的经典报道,这些报道为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说起我第一次去卧底,是因为当时我们得到了来自京城百姓的一条投诉线索:‘东直门附近的一家餐馆的烤鱼,吃起来味道不对,鱼肉明显不新鲜,不像是服务员捞给我们看过的活鱼做的。吃了那家的鱼,我们好多人都食物中毒,闹肚子。’根据这条线索,如果正常采访,肯定拍不到店家在幕后捣鬼的真相,所以,在和栏目组精心策划后,我就准备去那家餐馆卧底。”拿定主意的吴薇(化名),打扮成外地来京的务工妹,来到那家餐馆应聘,前来接待她的男子自称是店里的负责人,他向吴薇交代了“店里的纪律”和月薪等问题后,漫不经心地说:“你明天可以来上班了”。就这样,卧底记者无须资历证明和健康证明,即被录用了。

卧底干活儿露出破绽

       吴薇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没干过什么家务,来到餐馆干活儿,自然是漏洞百出。她说:“我收拾餐桌,收筷子、端碗,管事的总说我不像个干活儿的,开始怀疑我的来路。为此,对我约法三章:不允许我进后厨,不允许我玩手机,不允许我偷懒。但是,餐馆的经理向其他新的服务员传授了很多应对顾客的‘技巧’。午饭的时间到了,店家又故技重演,先捞出来一条活鱼,让食客看过后,再回到后厨换成死鱼,做熟后再给食客端上来,他们这种惯用的坑人手段,看起来是一种很娴熟的‘流水作业’。可是,我进不去后厨就无法用手机拍下过程。无奈,我只好问其他服务员,得到的回答是:‘少见多怪,你来时间长了就明白了,不这么干,就赚不到大钱。’经理说,一般的年轻人,特别是女士,基本不看鱼,最好对付;有些中年的北京客人较真儿,如果碰到这样的客人,最好主动拿活鱼给他们看。”

溜进后厨 一探究竟

       中午时分,8号桌的几位中年男子点了一份草鱼,吴薇说:“他们提出看鱼,经理拿过点菜单,走入后厨,取出网兜,捞出一条大个的活草鱼,提着网兜回到了餐桌前说 ‘这是您的鱼,3斤5两,您看行吗?’食客说‘行’,他当着客人的面啪的一声,将鱼摔在了地上,提回后厨。我看机会已到,就趁乱溜进后厨,拿出手机偷拍。此时,突然一个厨子在我身后说:‘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赶快出去!’吓了我一身冷汗,我暗暗地庆幸他没发现我偷拍。最后,我和同事们里应外合,顺利完成了这次卧底的拍摄任务,播出后,我还遭到了多次威胁,有人跑到电视台门口等着找我算账,我都没惧怕过。只要工作需要,卧底调查就在进行。”(记者 常江)

 

北京卫视《向前一步》主编  刘书含

悉心倾听 化干戈为玉帛

       北京卫视的栏目《向前一步》自去年推出以来,就非常吸引观众。大家也从节目中看到,这档调解类节目不好做。近日,记者采访了《向前一步》栏目组的主编刘书含,面对复杂的调解工作,她游刃有余。

录制前一天当事人反悔   一顿火锅再次打开心结

       北京卫视《向前一步》为城市管理者与普通市民之间建造起了平等沟通的桥梁,力图解决城市改造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然而,在一次次的协调和推进解决的过程中,节目组遇到的难题也是一个接一个。刘书含告诉记者,她们每期遇到的困难都不太一样,一样的是,每次录像前一个星期都会焦虑,就是怕当事人不来,怕他们反悔。

       《向前一步》目前已播出三十五期,其中有四期选题都和文物有关,包括天坛、华康里、杨椒山祠和安徽会馆。说起这些选题,刘书含对此记忆犹新,“华康里那期异常艰难,华康里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二层建筑,在2018年1月17日华康里文物腾退工程奖励期结束时,117户居民中有8户没有搬离,刘阿姨便是这剩余的8户居民之一。录制前一天,当事人突然说不来了,我们各工种已经准备完毕,演播室的景都搭好了,如果真的不来了,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当天中午,我和制片人李潇就去到了阿姨家。一进门阿姨态度非常强硬,就说你们什么都别说了,我肯定不去录节目。我们就问她有什么顾虑,担心什么问题,就这么一直沟通到了晚上6点多。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了,然后制片人李潇就说,走,咱们出去吃顿火锅,节目不录就不录了,咱们就一起吃顿饭。吃饭的过程中,阿姨也是渐渐敞开心扉了,对我们也越来越信任了,后来聊着聊着就哭了,讲到她作为单亲母亲的一些人生经历。最后我们聊到晚上10点多,阿姨的态度真的转变了,她说冲着我们两个,她去录节目。第二天,她真的来了,而且经过4个多小时的调解,在工作人员、沟通团和现场观众的努力下,刘阿姨最终解开了心结,踏过‘分歧线’ ,签署了腾退协议。”

建立信任没什么捷径    需要“厚脸皮”的精神

       刘书含告诉记者,面对前线调解工作,女编导、女记者往往能发挥最大功效。她们的奉献精神和亲和力,成为了调解工作中的黏合剂。“在做这种前线调解工作的时候,内心强大很重要,就像那天我们主任说的,其实越来越觉得厚脸皮是一个褒义词。做我们这个工作,如果是玻璃心就麻烦了,因为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无数的挫折,其实比较需要这种厚脸皮的精神。”

       让刘书含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北京市西城区杨椒山祠文物腾退的工作。虽然那期节目中,安老先生在录制现场未能向前一步,但在节目录制结束后的第三周,安老先生终于放下心结,签署了腾退协议。刘书含坦言:“这个过程中,我就是一直去他们家,我知道叔叔爱喝酒,有时候就买两瓶酒去看他们。阿姨有时候给我做蒸包子,我就在他们家吃,像亲人一样的感觉。安老先生脾气比较倔,和拆迁公司那边也谈崩了好几次,所以有时候我还要帮着他们去两头沟通。最后能帮他们达成所愿,看着叔叔阿姨脸上的笑脸,其实也挺有满足感的。我经常感觉我们栏目组想要办成的事儿,就没有不成的。其实都是靠着大家一次一次的去沟通,去跟居民聊,然后再去跟政府沟通,才换来一次次的成功。我觉得信任的建立可能没有什么捷径,就得靠时间的积累,去一次不行就两次,去两次不行就去三次。我们一般在选题录制之前,至少得跟当事人见个十次八次的面,其实每次见面他们都会有一些新的说法提出来,然后我是比较善于倾听的一个人,信任就是这么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记者 白鸽)

 

《法治进行时》记者王竞

学会用和缓的方式与老赖沟通

       在《法治进行时》节目组中,王竞的报道领域是法院执行。这里既没有刑事案件的惊险,也没有庭审现场的针锋相对,却要求记者有着超强的耐力和沟通能力。因为想要持续追踪一起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执行难”案件,并非易事。在负责报道的这几年间,王竞练就了一身“以柔克刚”的好功夫。用她的话说:“接触执行的时间越长,我越学会从多方面来看待一件事。我学会了用和缓的方式来与这些老赖们沟通,效果很好。他们会对我打开心扉,反而会促进执行的效果。”

用和缓的心态往往有奇效

       2012年,王竞大学毕业后来到了《法治进行时》,成为了一名一线记者。“那会儿,我负责报道法院新闻和庭审节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遇事处理方式都比较强硬,一上来恨不得就问人家什么时候能还钱。”

       接触案件时间长了,尤其是在负责报道执行案件之后,她慢慢发现自己有了转变。“过去很多老赖都会被打上‘坏人’的标签,但随着一步步的接触了解,我发现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事出有因。很多事情并不像我过去想象的那样非黑即白,坏人不一定都是坏到骨子里,好人也往往是有问题的。我需要做的是用和缓的心态和方式,与他们沟通,这样他们才能敞开心扉。”

       这么多年中,让王竞印象深刻的有两个执行案件。第一个案件的申请人是一位退休老教师,她把钱借给了自己的闺蜜,没想到闺蜜却一直欠钱不还。开始,王竞也很同情这位老师,恨不得赶紧帮她把钱追回来。但随着对案件进一步了解,她逐渐发现这位老师本身也有责任。“很多老年人都有类似的心理,会贪图眼前的便宜,结果却被一步步带进坑里。”在随后法院与申请人的多次沟通中,王竞都会到现场旁听谈话。“如果是以前,我可能觉得判决书都出来了,大家就按着判决来做就行了。但我后来发现很多案件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尤其是涉及到需要执行的。在这个案件中,我也多次和这位老师沟通,除了安慰她之外,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让她千万别再借钱给闺蜜了。万一她再来借钱,一定要给法官或者我打电话。”王竞感慨地说,她不希望这位老教师再受伤,也希望所有老年人看了这个案件后,能够引以为戒。

 

小皮皮让她瞬间流泪

       第二个案件是“小男孩皮皮双目失明后索赔难”。可爱的小男孩皮皮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双目失明,然而肇事司机和所属的公司不给赔偿。在《法治进行时》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追回了168万的赔偿。回忆起这个小男孩,王竞依旧激动不已。

       她清晰记得第一次看到小皮皮的情景。“那天我特意提前到了他家,皮皮在交通事故中受了很严重的伤,整个额头都凹下去了,软软的,没有骨头。事故造成他双目失明,眼睛根本闭不上。见到皮皮那一刻,我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更让王竞心碎的是皮皮的懂事。“孩子经受了这么大的磨难后,却并不沉默寡言,相反他特别愿意说,而且说的都是大人话。比如法官来了,他会说:再次见到您我真高兴。他还会安慰妈妈,让妈妈别着急。我当时鼻子一酸,眼泪瞬间就流了出来。”

       眼见着这个家庭因拿不到赔偿即将走向崩溃边缘,王竞和执行法官决定出手相助。肇事司机所属的公司虽然开始给付了一些赔偿,但远远不够孩子看病用的。于是,他们多次给公司法人打电话,对方虽然接听但就是不出钱。在和节目组沟通后,王竞随法官进行了一次现场直播,没想到收到了奇效。“那次直播后的第二天,公司迫于压力就把剩下的168万赔偿全给了。”(记者 刘颖)

 

《医者》编导罗中苑
用真诚走进医者内心

       在很多纪录片中,医生永远是那么忙碌,为了挽救生命和时间赛跑。这样一个群体居然能够接受电视镜头长时间的跟拍,甚至从医院跟拍到家里,展露不轻易示人的真实生活。打动他们的是一个几乎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团队——BTV生活频道大型医学人文纪录片《医者》,1990年出生的罗中苑正是团队的一员。

凌晨4点半起床去医院跟拍

       《医者》去年6月30日首播,在BTV科教做了五年健康科普节目的罗中苑,在开播前一个月成为了《医者》的编导,第一个采访对象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超声诊断科主任华扬,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女医者。对于罗中苑的采访,华扬一开始并不太愿意。“之前一位导演已经拍了她三天,她觉得采访结束了,怎么又来,她不希望我们的采访拍摄对她的工作造成影响。但是那三天的拍摄不够充分,我们想更加深入地呈现医者更多的侧面。我说我不带摄像机,就想跟着您出诊,体验您一整天的工作过程。”华扬同意了。同时,对罗中苑的考验也开始了。“华主任在宣武医院35年,每天早上6点半到医院。我第一天早上6点就到了,站在门口等了好久也没看见她,就给她发微信问她来了吗。她说我早来了,从里边给我开了门。我这才知道她从不坐电梯上楼,每回都是从侧面的楼梯走上来。第二天早上6点,我直接守在楼梯口,终于等到了她。”罗中苑的家在东五环,要想6点赶到宣武医院,凌晨4点半就得起床。这种深夜归凌晨起甚至通宵不眠的生活,《医者》的每一个人早已习惯。

       通过跟诊,罗中苑发现了很多生动的细节并用在了节目中。“华主任37岁肾功能衰竭,做了肾移植。作为病人,她的饮食应该特别精细,但实际上不是。热水冲的黑芝麻糊加薏仁粉,冰箱里带着冰碴的煮鸡蛋微波加热一下,这就是她的早餐。伴随着早餐的是一大把药,早上五种晚上四种,一天要吃九种药。”随着拍摄的进行,罗中苑的真诚、认真与执着打动了华扬,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当罗中苑提出去家里拍摄时,华扬主动拨通了婆婆的电话。“华主任的婆婆已经80岁了,患有功能性震颤,情绪激动时会抖,她颤抖地说自己经常去医院看儿媳,透过门缝看见儿媳在里面工作,她就踏实了,然后再悄悄地回去。这些事儿华主任自己都不知道,忍不住当场落泪。这一段内容成为全片特别感人的部分,宣武医院的医护人员每次看都会哭。”

       1月14日,首届“精诚医者”致敬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站在台上的华扬说出了发自内心的感谢:“感谢《医者》栏目组的导演、工作人员,让我看到了你们的真诚,看到了你们工作的态度。”短短几句话对罗中苑来说就是最大的肯定。

 

 

扛着机器追赶医者的脚步

       迄今为止,罗中苑采访了六位医者,体力和心理承受力备受考验。“每个医院的大夫脚步都很快,哪怕我们拍一位81岁还在出诊的老人,他的步伐也快得跟不上。尤其是拍摄时间长了,他们真会忘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就扛着架子、机器跟在后面跑。”

       陪医者、患者走过的一段段路,让罗中苑对生命有了更多感悟,也更加热爱这份工作。“我们团队的人经常开玩笑说,万一哪天生病住院了,直接扛着摄像机去,既是患者又是记者,还要跟医者打交道,这么好的机会怎能放过。”“生命不息,医者不息,《医者》不息!”这是罗中苑和同事们共同的心声。(记者 程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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