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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经典农村题材影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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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 彭立昭 部分撰文 □记者 夏茂平  来源:  时间:2019-08-27

 

      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在9月到来,而目前,央视全新的CCTV-17农业农村频道正在试播,也将于9月“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正式播出。
      农业、农村、农民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于电影作品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题材成为与革命历史题材、都市题材相并列的一个电影题材类型,可见农村题材的重要性。
      70年来,有无数的农村题材电影上映,其中有些电影已经成为经典作品,让观众难忘,同时,也影响着以后的创作。
      本报记者在近些年的采访中,也多次接触过很多老导演老演员,他们回忆起当年参演那些经典电影的往事,依旧神采奕奕。
      现在,本报总结出10大经典农村题材影片,结合记者对这些老艺术家的采访,带领读者重新走近经典,探寻它们拍摄中的故事。

 

农村题材影片的几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题材成为与革命历史题材、都市题材相并列的一个电影题材类型。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题材电影在电影界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农村题材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界一道美丽而持久的风景,不仅是农村之外的城市人探寻了解农村的窗口,而且也反映出农村生活状况的改变,农村人思想观念的转变。这段时间的代表作有:《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等。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中大众文化的兴起,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进入低谷,地位和影响逐渐边缘化。进入21世纪以后,政府对农村电影扶持力度加大,农村题材电影领域逐渐好转,陆续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电影作品。如《荔枝红了》《村官李天成》《美丽的大脚》《沉默的远山》《山乡书记》《香巴拉信使》等。这些电影涉及新世纪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农村题材影片也曾经出过《老井》《黄土地》这样的好片,所以尽管它目前不是市场的宠儿,但是仍然大有可为。

 

《李双双》
      《李双双》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喜剧故事片,由李    编剧,鲁韧导演,张瑞芳主演,仲星火、刘非、张文蓉等出演,于1962年3月12日上映。该片根据李    的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讲述了性格火辣爽直的农村妇女李双双热心集体事业,与自私落后现象作斗争,帮助丈夫喜旺提高思想觉悟的故事。

 

仲星火:喜旺这个人我从小就见过

      前些年,记者曾在央视电影频道《流金岁月》节目《李双双》46年大聚会现场采访了仲星火。仲老爷子很热情,很和蔼。他那“马天民”(《今天我休息》)和“孙喜旺”(《李双双》)式的笑很灿烂,永远的一副乐呵呵的模样。当时嘉宾中还邀请到了时年89岁高龄的“李双双”张瑞芳,女二号张文蓉,以及该片的导演助理吴贻弓,小兰的扮演者——52岁的曹女士,听他们聊过往,简直是在听一堂生动有趣的电影艺术课。
      仲星火说:“想当年,我们住在临县山区里,我和瑞芳大姐经常练吵架。有时候太温吵不起来,有时候太凶,吵得太吓人,最后我们慢慢地摸出门道来了。早上起来就练习吵架,吵得不错了,老乡在旁边看着乐,挺好,再吵一回。吵架像相亲,分寸很难把握。”张瑞芳老师回应道,“你吸引老乡他们才看,不吸引,老乡们还懒得看呢。”
      “编剧李    的夫人小名就叫双双,双双有他自己老婆的影子。他写的是河南的戏,我老家跟河南近,在安徽亳县(今亳州市),那里的农民生活我比较熟悉,喜旺这个人我从小就见过。到外景地后,导演又从生活中为我物色了两个体验(生活)对象,一个叫刘三,人并不傻,劳动也不错,可总有点糊里糊涂,嘻嘻哈哈,就是跟我们关系太好了。他会拉会唱,能说《三国》、道《西游》,空闲时总要说两段显示一下自己,某种程度上有一部分像喜旺。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喜旺那种卖弄小聪明,自我陶醉的神情。另一个是宋家庄有位女队长的丈夫,老拉后腿,以至闹到要离婚;但真的一起去办离婚手续,男的却低声哀求不离了。事实上这对小夫妻很恩爱,女队长介绍说他男人可倔着哩,逢着他使性子,我就不理他,等他心平气和,我再跟他提意见,可是有一样,你只要看他低了头笑,不还嘴,那就算是认输了……”
      由于该片里李双双和喜旺这两个典型形象塑造得光彩照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扬,甚至一度出现张瑞芳、仲星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亲切而高兴地喊成“李双双”、“喜旺”的情形。、

 

《喜盈门》
      《喜盈门》围绕一个四世同堂的普通农民之家从合到分、再由分而合的过程,把家庭中几代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的道德情操予以充分展现,从而集中突出了尊老爱幼、促进家庭和睦的主题,歌颂了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和敬老爱幼的伦理道德观念。

导演赵焕章:在农村放映时笑声达到180多次

      赵焕章独立导演过近十部故事影片,其中的《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被誉为银幕上的“农村三部曲”,这三部影片都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
      赵焕章说:“《喜盈门》是山东农村一个文化干事辛显令写的,影片所表现的敬老爱幼、赡养老人的家庭伦理道德主题,很受影迷喜欢。这个剧本我和作家五易其稿。当时我和辛显令关在文学部,日日夜夜,不断地听意见,不断地在修改。最后我自己觉得十分满意了,认为剧本可以投拍了,可是我说了不算,还要经过多道审查,如编审、文学部主任、厂领导、艺委会、电影局,甚至市委宣传部。万一剧本拍不成,辛显令回去如何交代呢?我就把剧本送给上海电影剧本杂志社主编王世桢先生看,王老一看十分满意,立刻安排发表。我对辛显令说:‘万一通不过,不让拍,你就多带点杂志回去也有个交代。’”
      原来,赵焕章导演刚接到《喜事盈门》(即后来的《喜盈门》)剧本初稿时,独具慧眼,被《喜事盈门》剧本浓郁的乡土气息陶醉和吸引了,他不仅爱上了这个本子,而且甘当不挂名的剧本编辑,一次又一次地协助农村业余作者辛显令讨论、修改剧本。
      赵导告诉记者,该片的情节并非惊天动地,其实都是从针头线脑的生活小事中提炼的:一条涤纶裤料的误会,一架大衣橱的争让,一次吃两样饭的风波,甜甜蜜蜜的私房话,婆婆妈妈的说长道短等等,其中都蕴含着伦理道德的冲突和不平衡。而如何用表达王强英的转变,也不是靠正面说教,而是动之以情,终于使她和丈夫破镜重圆,并改变了她对老人不敬不孝的错误态度。影片公映后,赵导还做了一次有心人,他想了解这部影片究竟有多大的艺术感染力。结果经他统计,影片在上海放映时,有50多处,观众爆发出会心的笑声。最后他去山东农村放映时,观众的笑声居然达到一百八十多次。

 

《黄土地》
      《黄土地》改编自珂兰的小说《深谷回声》,由陈凯歌执导,王学圻、薛白主演。影片讲述了陕北农村贫苦女孩翠巧,自小由爹爹作主定下娃娃亲,她无法摆脱厄运,只得借助“信天游”的歌声,抒发内心的痛苦。该片获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导演陈凯歌:就是讲好一个“人”的故事
      《黄土地》是著名导演陈凯歌的开山之作,该片奠定了“第五代电影”基本的人文精神和形式意味。
      去年11月,陈凯歌导演“带着作品回娘家”,回到北影,在北京电影学院讲了他的电影。“北影,距离我入学已经四十年了,可是对这个学校,对这个地方,我仍然有很深的个人情感。”谈到《黄土地》,他说:“《黄土地》寄寓的是一种刚毅的民族精神与悲剧意识,是为了让观众看到未曾真正留意或已经快遗忘的父辈与故土。其实无论《霸王别姬》也好,还是《黄土地》也好,都是先有了这团情致才有的,可你说这情致是什么,很难说得清楚,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算,我自己就觉得既然想做电影导演了,跟着自己的念头做就好,就是讲好一个‘人’的故事。所以拍摄《黄土地》时,我改变了原作的故事情节,没有采用传统影片惯常使用的情节性结构,而采用一种情绪性结构.打破了戏剧化电影中矛盾冲突产生——发展——激化——高潮——结局的程式,使人物和情节退居到次要位置,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原反而成了影片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陈凯歌导演对《黄土地》中故事、情节、人物、画面、色彩、镜头设计等电影语言方面,行了开创性的创新和突破。这些创意突破了中国传统电影中“典型性”、“真实性”的概念以及习惯于编织一个精巧、完美的故事的传统做法。
      “影片是写实的,但又是写意的。比如,‘翠巧打水’是影片中一个颇为经典的镜头。在翠巧挑水这场戏中充分地体现了黄河水与人物的关系,黄河养育了翠巧,同时又可以毁灭她。摄影师用长焦距镜头营造了一种透视的压缩感,拉近了翠巧和观众的距离,镜头和目光把水和人调得很近,导演把水面、水声和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作为黄河的儿女,最后她永远融入了这个曾经哺育过她又带给她重重苦难的黄河水,永远被黄河收留。这是开放式的结局,象征着翠巧终于走出了陈腐的框框……”他说。

 

《人生》
      《人生》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吴天明执导的爱情片,由周里京、吴玉芳主演, 于1984年上映。该片改编自路遥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渴望到城市发展的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在如愿到城里工作后抛弃未婚妻,却最终失去一切的故事。

 

周里京:得到了路遥的肯定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当这首《叫声哥哥快回来》悠缓、深情而哀伤的旋律响起时,周里京心中似乎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闸门。十多年前,记者曾经采访过他。
      当年,周里京刚拍完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他因饰演赵蒙生而获得《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他接到吴天明的邀请,说来试试《人生》,“我说没问题。但是吴导也不客气,他告诉我,你放心,不是你一个演员,我选了好多演员,大家一起去参加选拔。我说没问题,竞争!”
      周里京挑灯夜读小说之后,感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灵魂震颤和洗礼。当乡下任教的高加林,忽然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了,告吗?老实巴交的父亲不同意;拼吗?更不行;忍吧,年轻气盛的他如何忍得。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甘命运的安排,左冲右突,苦苦寻找着人生的出路……周里京看完小说后,喜欢上了这个角色。也许,正是因为周里京的喜欢,让导演最终选择了他。
      周里京回忆说:“我觉得最欣慰的一件事是,我们当时拍了一部分之后要回西安,到西影厂去混录和配音,当时我记得录完时天已经黑了,我和吴天明、路遥三人一起出来,走在去招待所的路上,我看见路遥点了一支烟,走得很慢,我就说你怎么走那么慢啊。他也没有说,边走边低头在想什么事情。最后他才说,高加林去县城卖馍那段,他最后没把馍卖出去就挎着篮子往回走,你演的那个卖馍,为什么要那样走路呢?我说,我觉得他就要那么走,我看了你的小说,我觉得他就是要这样走。完全用失落来表达也不是太全面,所以穿上一双懒汉鞋,他走起路来就那样了……他满意地说,我当时写小说的时候就是那么想过,我也没有写出来,你怎么演得就跟我想的一样……”这说明周里京的表演很好地抓住了人物的灵魂,才得到了路遥的如此肯定。
      周里京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还去当地体验生活一个多月。他回忆说:“当时女演员比较多,男演员体验生活的就我一个人。我住到房东家里,和他一起睡大炕。早上去挑水,房东急了,说不让我去,让他儿子去。后来我等天一放亮,就赶着骡子去地里一趟一趟地犁地……”

 

《咱们的牛百岁》
      《咱们的牛百岁》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赵焕章执导、梁庆刚,王馥荔,钱勇夫等人主演的剧情片,影片于1983年上映。该片讲述了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产党员牛百岁带领懒汉组社员共同奋斗、脱贫致富的故事。

王馥荔:专门去学习当地人吵架
      王馥荔说,“《咱们的牛百岁》就该着与我有缘。我很幸运,因为误机在机场巧遇赵焕章导演,他是因为去美国的行程取消了要返回上海。我呢,本来应该坐早一班的飞机到上海,结果没赶上,改到了下一班,我们俩就碰上了。我和赵导坐上了同一班飞机,一碰面他交给我《咱们的牛百岁》剧本,说:你看看菊花这个角色。那时,人家赵导演刚开始务色演员,我算是他第一个确定的演员。”
      王馥荔饰演的“菊花”的生活原型叫浦英娜,去农村体验生活的那些日子,王馥荔从浦英娜的身上一点一滴学习农村女人的美德,简直对她家里针头线脑的小事都了如指掌。
      “菊花是位漂亮的胶东农村妇女,我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不马虎。有一个吃黄瓜的动作现在成为了经典代表动作,其实那也是我观察生活里看到的。人家村里的妇女就是那么吃黄瓜的——黄瓜在河沟里涮巴涮巴,水一甩,再往身上一蹭,就吃啦。谁像咱们城里人似的还得拿清水泡、拿小刷子刷,再加点洗涤灵什么的!但我没完全照搬地用到菊花身上。为什么?因为菊花这个角色是个漂亮得散发着强烈女人味儿的农村妇女形象。我把动作稍微改动了一下——涮黄瓜时动作麻利,甩水时要显得潇洒,往衣服上蹭水改到往胳膊上顺势一蹭,这些肢体动作一气呵成,就把个菊花的风韵和个性很到位地给演绎出来了。包括菊花的走路姿态,我也学人家胶东妇女的样子,穿着平底布鞋,步幅很大,腰身扭起来,手臂摆起来,体现出农民特有的一种健美。” 她说。
      “影片里有一场精彩的吵架戏——百岁媳妇和菊花两人隔着院墙吵架。拍摄之前,我去看当地人吵架,前前后后看了有四次吵架,结果我的那场吵架也成经典吵架片段。”正是菊花,为王馥荔带来了第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咱们的退伍兵》
      《咱们的退伍兵》 是赵焕章执导的影片,由汪宝生、傅艺伟等演出,于1985年上映。该片讲述退伍战士方二虎回到家乡后,面对贫富差距严重的现实,带领乡亲们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故事。

汪宝生:我学会了唱山西小调
      汪宝生是长影厂的演员,导演赵焕章是上影厂的,那么赵导演是怎么找到他来演方二虎这个角色的呢?
      “当时我刚拍完一个戏回到长影厂,副导演孙飞鹏正好来我们厂里选演方二虎的演员。他突然看到我,说,‘我觉得这个角色你演最合适。’于是,他马上跟赵焕章导演讲了我的情况。’赵导之前看过我演的兵,所以就说,‘好吧’。我一听要和赵导合作,特别高兴。赵焕章导演的《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我都看了至少三遍以上。能有机会跟赵导合作,能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当然很高兴。赵导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考虑问题十分周全。当时这个本子是从山西发现的好小说,是两位资深老作家马峰、孙谦合写的。赵导对这两位老作家非常尊重,他告诉过我们,这些作家对农村生活、人物、语言都十分熟悉,尊重他们就是尊重生活。”
      “这部戏集中了我这么多年演兵的经验,在退伍兵男主角我下了很大功夫。拍摄之前,我们来到山西农村体验生活。那里有几个退伍兵,他们回乡以后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大概半个多月,从他们的身上捕捉到了他们的生活细节。这个戏拍完后,我就再也没拍过兵戏了,就真的是‘退伍’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有点把握不是很准。我演的这个角色是从部队复员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家乡很穷,他想改变家乡,他领着大家做各式各样的事,想使贫穷落后的家乡改变面貌,尝试一次一次失败,又面临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和他分手了。当女朋友和他分手的时候,有几场戏需要演员特别有激情。赵焕章导演拍过那么多农村题材的戏,他对于农民的感觉捕捉得非常准确,他觉得应该真实地体现出来方二虎因分手而产生的情感波动。在拍摄中,我还学会了唱山西小调,山西小调特别能体现山西的那种民族色彩。这部拍得很苦,我们当时就住在一个荒废了的仓库里,男女生宿舍分开,全部自带铺盖,吃饭是自己做。有时候一下雨路走不了,我们就只能吃一点馒头土豆。住的那个房子一下雨就漏,非常艰苦,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是坚持拍摄了70多天。”

 

 

《老井》
      《老井》是西安电影制片厂于1987年出品,根据郑义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吴天明执导,张艺谋、梁玉瑾、吕丽萍等人主演的影片。该片讲述了为给弟弟换娶亲的钱,孙旺泉答应与年轻寡妇喜凤结婚做倒插门女婿。容貌俊秀的农村姑娘赵巧英喜欢孙旺泉,在孙旺泉答应去做倒插门女婿后,仍积极支持孙旺泉带领老井村村民建水井的故事。
 

导演  吴天明:把奖金全部捐给了“老井”村

      1985年春天,当吴天明在《当代》杂志上第一次看到小说《老井》的时候,就产生了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当时已经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找到了小说的作者郑义,请他改编。可是吴天明对改编后的剧本并不满意,随后他带着主创人员直奔小说中的原型所在地——石礁村。
      第一次去石礁村,有人跟吴天明讲,一个老头大年三十下山去挑水,挑回来以后,天亮了,走到家门口摔了一跤,摔倒了。一担水全部泼在门道里头。这个老头伤心地趴在地上拍着那个水地,号啕大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邻居实在看不过眼了,五六家人给他凑了三瓢水,让老头过了一个年……这件事情给了吴天明巨大的震撼。
      经过40多天的反复修改,剧本终于完成了。但是,在选演员的时候,吴天明却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吴导体验生活的时候,当地的农民29岁就像50岁一样,眼中脸上像刀刻,如同太行山的石头。为此他找了两个多月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演员。后来他觉得张艺谋的形象有点相似,便说你们就照张艺谋这样的去找。当时,张艺谋也带一个组,到山西挨着县找演员,剧团都找遍了,也没有合适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吴天明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张艺谋出演孙旺泉这一角色。
      为了贴近真实的生活,在演员体验生活的两个半月里,吴天明为张艺谋制定了具体的任务——背石头。结果张艺谋掉了22斤肉……在吴天明看来,虽然张艺谋在外形上已与自己心目中的孙旺泉相差无几,但由于张艺谋从来没有学习过表演,无法较为细腻的表现人物情绪之间的转换过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吴天明开始在电影视听语言上下功夫,并且在拍摄过程中吴天明还利用了“偷拍”的形式。1986年秋,电影《老井》公映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并获得多项大奖。
      吴天明导演于2005年底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拿到“终身成就奖”的10万元奖金后,全部捐给了正在修路的拍摄地“老井”村(石礁村)。

 

《青春祭》
      《青春祭》由张暖忻执导,李凤绪主演,冯远征、松涛等人参加演出,该片根据张曼菱的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讲述了汉族女知青李纯来到云南傣乡插队,与那里的群众逐渐相识、相知,彼此建立深厚情感的故事 。

李凤绪:我成为地道的傣族女子
      《青春祭》让无数观众认识了李凤绪,她身上有淡淡的忧伤气质。李凤绪在演《青春祭》时才16岁。
      李凤绪回忆说:“当年我们去云南西双版纳那边拍摄时正是春暖花开时。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几乎每天失眠。记得当时下到边寨去体验生活时,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最高目标:再苦再累也不要哭鼻子!因为拍这部戏要求光效,需要暖色调,所以我们剧组必须抢在早晨太阳出来之前和黄昏的时候拍,效果就特好。一早一晚,在那么短的两个时间段抢拍,非常紧张。当时,拍摄条件非常艰苦。随着电影拍摄的进度,我发现剧组所有的人都非常刻苦,充满激情——张暖忻导演,她是个把整个生命都交给电影的人,精益求精,我目睹着她怎么忘我工作的。还有导演对我的信任,拍摄中她从来没有说半个苦字。拍雨中插秧那场戏,抽的是水沟里的臭水当雨水,淋在哗哗的臭水水里,站在有很多的蛇、蚂蝗的水田里,谁也没有抱怨;为了去找一个拍瀑布的外景,全组人员竟被一窝毒蜂给蜇了……”
      这些经历,不但让李凤绪学会了演戏,也让她懂得了拍电影是怎么回事。她说,“在《青春祭》里,我也学会了赶牛车,还会用傣语吆喝……确确实实是个地道的傣族女子了。”在拍戏的日子里,李凤绪逐渐变得刚强起来,从一个一直不爱说话的乖乖女,一下子觉得自己一夜长大了。“有好几次,我都差点丢了性命。比如拍一场我在森林里迷路,差点失足跌到山谷里的那场戏,拍的时候,我真的滚了下去,好不容易抓着藤爬上来。快拍完时,我又摔成了脑震荡……后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期间,我记得上形体课时自己非常吃力,整个人不能旋转。”

 

 

《良家妇女》 
      《良家妇女》由黄健中执导,丛珊、张伟欣、王佳艺等人演出。该片讲述解放前夕的黔北山区流行大媳妇、小丈夫的婚俗,解放后,深受这种畸形婚配所苦的年轻女性杏仙冲破封建枷锁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故事。

 

丛珊:为演杏仙差点砸掉铁饭碗
      《良家妇女》中杏仙这个角色,话不多,尽心照顾小丈夫的生活,显得非常温顺。在那个年代,这就是“良家妇女”的典范。现实中,温顺服从并不是丛珊的作风。
      在丛珊大学毕业前,黄健中导演就托学校导演系的一个同学给丛珊带了一封信,说他正在筹拍一部电影,叫《良家妇女》,觉得丛珊特别适合,希望能和丛珊见面谈。见到黄健中,黄健中对丛珊说,“我觉得你非常合适这个角色。你知道吗,我写分镜头剧本的时候,那个月的挂历上就是你,我一看那个忧郁的眼神,觉得就是这个气质。”丛珊大学毕业后,黄导又找到她。但那时,丛珊必须经过单位的同意才可以去拍电影。而剧院的领导觉得,你怎么刚来就拍电影,根本不让丛珊去。丛珊回忆说:“为了说服领导,黄导还去我们院领导家做思想工作,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记得一天,我们院开全院大会,院领导当着全院的人就说:有的人,为了去拍电影,还让导演深更半夜坐到我们家门口等我,以后这样的事,不要来打扰我,直接到院里找业务部门。当时我前面有个老太太,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谁呀,这么讨厌。我至今记得这个细节。后来《良家妇女》全组的人都到了外景地,黄导说,我还是等着你,希望你能来,因为我觉得你最合适。我那时特别痛苦,天天在家里哭。觉得我已经是一个职业演员了,为什么做我一个本行的工作是这么难的事,演一个角色还要这么挣扎。几周后,我还是决定去拍了,但绝对没有经过剧院同意。我把我的工作证交给黄健中导演,说,我跟你去剧组,你可以去买飞机票了,我发现他当时转过脸哭了。这个给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一个人的工作单位是跟你一辈子的,我刚去几个月就这么做,可能一辈子就倒霉了。可是,我还是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演员,我的工作就是塑造角色。其实当时很有一点《良家妇女》中杏仙的选择。她是面对一种观念的挑战,我觉得我也是,最后,我们还是要按照自己心中认为正确的那条路去走,但很挣扎,内心很矛盾和痛苦。后来我回单位后,写了一个检讨,我的片酬也被罚了大部分。”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是由张艺谋执导,章子怡、郑昊、孙红雷主演的影片。该片根据鲍十的小说《纪念》改编,讲述了母亲招娣与父亲骆长余相知、相爱、分离,最终相守一生的故事。

郑昊:我们学会挑水、织布
      郑昊在影片中饰演青年骆长余,回忆当年被选上饰演角色,他说:“记得在《我的父亲母亲》筹拍时,接到剧组的一个电话,叫我去面试。第一次面试时,张导和我交谈了大约10分钟,然后告诉我回去等消息。几天后,我又接到剧组电话,通知试戏。试完戏后,就让我走了。刚走到大门口,张艺谋就亲自打来电话叫我再回去一下……如此这般,我才最终被敲定。大门口的那个电话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了。影片开拍前,我和章子怡就被剧组送到河北的坝上农村去体验生活。我们在那里学挑水,学织布,学烧火做饭,也和老乡们一起干农活。因为蚊子多,章子怡的手、腿上总是被蚊虫咬出一个个红疙瘩……”郑昊谈起那段拍摄经历感觉那真是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日子。
      郑昊介绍,“我的故事是发生在1958年的三合屯。我扮演的男主角骆老师被分到了三合屯来当老师,家庭背景是虚化的。来之前,其家人没有给他成亲,也没有人给他提亲。而且对后来骆老师娶一个农村姑娘,也没有任何障碍。所以我扮演的这个人物就是朴实憨厚,比如去追求女孩子,骆老师只送了一个发卡。导演张艺谋告诉我,骆老师这个角色靠的是自身的文化气息去吸引对方。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骆老师的爱情并不是那种奋不顾身的,但是他们两个相守了一辈子。还有,该片弱化了‘父亲’形象,这也正是为了突出‘母亲’的形象,所以章子怡演的年轻时的母亲形象是美丽大方,纯朴善良的。章子怡演了很多奔跑的戏,她是最辛苦的。一次她为了能让我吃上一口自己精心准备的饺子,拼命奔跑追赶远去的马车,不慎真的摔了,将她手里的青花瓷碗摔碎了……影片中有很多包饺子的镜头,所以我在剧组也学会了包饺子……”
      “浓墨重彩”一直是张艺谋导演电影很擅长的艺术语言,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他用油墨般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单纯的爱情。当年张艺谋导演在拍摄该片时就说过,“一个纯朴的姑娘爱上了一个年轻的男人,一爱就是一辈子,他们的爱情很真诚……这是我第一次用诗意、浪漫、抒情和单纯去表现一个时代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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