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圈内新闻» 新闻关注

我们镜头中的疾控中心

————BTV科教频道推出独家纪录片《疾控先锋》

作者:刘颖  来源:  时间:2020-07-22

      新冠疫情暴发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成立专班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找出密切接触者,用最短的时间切断传播链。BTV科教频道抽调了四名骨干力量组成纪录片小组,开始了近三个月的跟踪拍摄。纪录片小组分别由《健康北京》栏目的武冠中、徐梦白以及科教频道资深摄像卢青和王珂,他们四位组成。
      他们先后七次进入隔离病房拍摄流调、采样过程。四次进入确诊病例家里拍摄消毒、环境采样等,独家完整记录了核酸检测的全过程。见证了在联防联控下,北京市本土新增病例首次清零。见证了从6月11日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疾控人员不眠不休的奋战。纪录片《疾控先锋》播出后,观众反响强烈。走近疾控人,让老百姓心里踏实了许多。

一腔热血与一盆凉水

      1月26日,大年初二,很多家庭还在欢度春节。而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大楼里,很多人已经开始忙碌了。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蔓延到全国,形势紧迫。武冠中在《健康北京》工作十年,也是组里现在唯一的男编导。他的微信好友里半数都是医生,那几天只要打开朋友圈,都会看到有人晒出加入援鄂医疗队的照片。电视台很多记者也在主动请缨去武汉采访报道,武冠中也向主管领导表达了想去一线的意愿。“严崴主任找我谈了一次,问我愿不愿意蹲点疾控中心拍纪录片,我没有任何犹豫,当天下午便开始准备方案。”
      开始的一个礼拜,武冠中基本属于熟悉流程阶段,自己带着摄像机拍了一些疾控人员工作的画面。第一次去市疾控中心拍摄是2月19日,早六点钟,武冠中开车从家出发。天还没亮,路上空空荡荡。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还附上了一句诗: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到达北京疾控中心才6点半。“我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想,去这么早正好拍拍谁是第一个到岗的人,是负责哪项工作的。结果我到了疾控中心傻眼了,发现连停车位都没了,一问才知道,他们8点钟要跟市委领导开视频会,要上报很多数据、疫情分析。好多人很早就到岗了,有的甚至是连夜工作根本没回家。”
      武冠中赶紧拿着相机开始拍摄。一上午蹲点拍摄,他发现疾控中心领导们全天都在开会,一个接一个,关键是很多会议涉及到确诊病例的隐私,他需要回避。即便是拍摄到的也基本都是在开会,画面太雷同不好用。第二天,他转换思路,决定跟拍办公室主任于建平,但依然是开完大会开小会。无功而返。当时市疾控中心的角色主要是做疫情分析、研判等等,这些用镜头语言表达太枯燥了。但是各组负责人他倒是认识了不少,想着看看哪个组出现场,可以跟拍。但沟通后发现,市疾控中心其实像防疫的指挥所,很多进隔离点、消毒这些工作基本是区疾控在做,他在北京市疾控中心根本拍不到现场。再加上市疾控中心为摄制组的安全考虑,也没同意他们进隔离点。“我们想象中的是北京市疾控中心里应该是排兵布阵的紧张场面,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他们不是这次才紧张的,而是一直在这个战线上忙碌着,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
      一连蹲了好几天,他都没太大收获。眼前的状况如一盆冷水,让武冠中本来很兴奋的神经瞬间冷静下来。这么下去不行,他马上联系科教频道的领导,把蹲点的情况进行了汇报。“领导让我调整拍摄方案,就像战地记者,蹲在指挥所拍摄打仗,肯定啥也拍不着,必须自己走下去,到基层疾控去!”

摄像王珂(右)相对更谨慎

这台相机成了“功臣 ”

一个好汉帮与一台相机

      武冠中随后联络了通州区疾控,经过多次联系沟通,通州疾控最终答应让他去拍摄。人家问武冠中,会穿防护服吗?他说自己以前去北京胸科医院感染病房采访过,会穿。于是,他开始慢慢“混”入了队伍,跟着一起拍摄工作场景,找密切接触者,渐渐大家就熟了。
      之前,武冠中都是一个人蹲点跟拍的。来到通州疾控后,他跟领导汇报,把频道两位资深摄像师卢青和王珂也抽调过来负责拍摄。三个男人组成了一个好汉帮,开始了这次危险却很有价值的拍摄之旅。
      3月19日,他们第一次进入隔离点拍摄。隔离点是个宾馆,里面是集中隔离的密切接触者,是境外输入航班上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其中已经有一例确诊。疾控中心来的目的就是给他们做咽拭子采样。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谁可能是阳性,但通州疾控的流调组显然都轻车熟路了,没有丝毫紧张。他们的淡定从容,甚至略带亢奋的状态也让武冠中他们放松了很多。
      这是卢青和王珂两位摄像第一次跟拍。一下车,三个人立刻就找到了“一线”的感觉。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防护服。卢青身高一米八多,特意挑了件大号,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才穿上,可还是马上要撑破的样子。工作人员用笔在他胸前写名字,卢青说写个昵称“BTV老玉米”。王珂的防护意识很强,带了保鲜膜把相机包裹起来。“因为包裹得太严实,进去拍摄才发现,调不了焦,镜头对焦环都绑死了。还有戴上护目镜后,都是哈气,相机显示屏上很难看出焦点虚不虚,收到的声音也很嘈杂。但是没办法,现场条件实在有限。所以画面上不像以往拍片子那样精雕细琢,只能保证纪实感了。”
      摄像卢青说,在拍摄时,其中一个人突然咳嗽,流调人员的护目镜上一下就喷上了好多飞沫。但是,大家还是继续专心工作,只要防护工作到位,这些意外状况就不怕了。两个多小时的工作结束后,三个人脱掉防护服,内衣都湿透了。他们赶紧把相机松绑,并用酒精擦了好几遍。但镜头和显示屏都露在外面,很容易被污染,通州疾控消毒组的赵显峰给相机来了次专业的消毒。
      回来后,武冠中他们才了解到隔离点的一些细节,因为那是一个集中隔离点,密切接触者检测出阳性的概率还是很大的。这种事情就是事后越琢磨越害怕越紧张。“但是我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大家都希望能冲到一线,采访到最真实生动的新闻,传达给观众。这样的想法也是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的动力。”

一个不漏与一群可爱90后

      从市疾控中心,到区县疾控,定点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所,大家合力共同织起了一张防疫大网。联防联控,不给病毒留下丝毫可乘之机。不漏掉一个密切接触者,才能有效切断传播链。
      然而,真要做到“不漏掉一个密切接触者”,谈何容易!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这背后需要去做多少工作。流行病学调查中,确诊者在14天都去过哪儿、接触过谁,每一个细节都要逐一调查。春节期间,很多确诊病例因为乘坐高铁飞机等,密切接触者最多的有上百人,而这些都需要疾控人员逐一排查。疾控人就像侦探,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赛跑。
      武冠中把自己比喻成一线的战地记者。他说跟随疾控人寻找密切接触者像侦破一起案件,要找到突破口很难,也许它就在某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里。
      一名从武汉返京的女士被确诊患上新冠。她回京后在机场打了辆出租车,既没有用打车软件,下车也没要发票。在这个时间段,出入机场的出租车有100多辆,想寻找到那辆车如同大海捞针。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通过对机场所有监控的调查和比对,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位司机。司机还觉得自己特别冤枉,一直很排斥这件事,不承认拉过这位女士。但通过大数据手段,公安部门也获取了他的行动轨迹,经沟通后,他终于认可了。好在,后来这位司机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武冠中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人。他在被确诊后,根本回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去过哪里。通州疾控中心流调队的工作人员反复帮老人回忆。他就说自己只去了附近菜市场买菜。这时,大家发现老人用的是智能手机,问他怎么付款,他说自己都用支付宝。这个线索让大家一下子豁然开朗。于是,他们用老人手机上支付宝的交易记录,挨个摊位去排查。
      采访中,通州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冬梅的一段话道出了疾控人如此拼搏的原因。她说:“所有的密切接触者都要找出来,这也就是传染病的一个特点,我们首先要控制传染源,然后切断传播途径,最后保护易感人群,所以从三个层面来说,我们疾控人每一个层面都要做得非常严谨细致,来保证疾病不再进行传播。”
      武冠中说,“不漏掉一个密切接触者”也是切断传播链最关键的环节。在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响彻楼道。这就是疾控中心密接组的日常,在疫情期间,他们每天拨出的电话都在1000次以上。一旦确定密切接触者,他们会联系当地的的疾控中心,将密切接触者管理起来,不漏掉一个密切接触者,才能有效切断传播链。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黄春在面对武冠中的镜头时也表示:“在传染病面前,我们疾控人就要承担起我们的职责,发现线索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进行采样和识别。这个时间要求一定要快,否则会出现传播。”这样的话语多次在武冠中耳边回响着,他也目睹了疾控人的不易。
      他在通州疾控蹲点拍摄中看到,他们每天要接很多任务,每个人都在高负荷工作着。流调队里的几位90后队员让武冠中印象特别深刻。生活中,他们爱说爱笑,也经常聊些年轻人的话题。但只要一穿上防护服,他们立刻就像换了一个人,行动迅速,精准专业。武冠中问过他们为什么会亢奋不紧张?他们这样回答:“一辈子要赶不上一次疫情,都不知道什么叫突发卫生公共事件。毕竟我们学这个专业这么多年,总算等来了一次挑战的机会。这么大的疫情都应付了,以后我们啥都不怕了,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锻炼机会。”
      郑燃燃家在密云。大年三十晚上,他刚在家包完饺子,就收到了单位发来的信息。没顾上吃饺子,他就坐着最后一班公交回到了单位。他是个90后大男孩,性格也很活泼,但是在分派任务和现场把握上都特别有章法,一切处理得妥妥当当的。这位90后男孩细心又周到,让武冠中格外刮目相看。
      疫情发生的时候,杨艳娜刚刚怀孕三个月,每天也在办公室睡行军床,48个小时连轴转。当时人手紧,大家工作都非常辛苦。
      石晶的孩子三岁多了。通州出现第一例病例时,她没跟家里人说,只跟老公说自己可能很快要值班,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第二天一早,她就接到了爸爸发来的信息,就四个字:注意安全。武冠中告诉记者,石晶的父母很明白女儿的工作,有了疫情肯定是躲不开的。四个字的信息是让女儿放心,孩子让老人带着,让她安心工作。讲完这段话,石晶眼圈红了,武冠中也十分感动。社会对于疾控人在疫情之前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但这群人一直在默默守护着百姓的健康。每一次传染病、每一次疫情最终得到遏制,都少不了他们的努力。一次采访中,武冠中向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庞星火主任提问,疫情过后你最想做什么?她笑着说:“希望大家忘记我们的存在,因为大家想不起我们,才说明传染病真的得到了预防和控制。而这个愿望也是无数疾控人毕生的追求。”

一辆车与一间实验室

      疾控工作是动静结合的,流调消毒采样人员一天可能要跑很多地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很多天都没离开过实验室,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脱掉防护服,走出实验室,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摄制组用镜头独家记录下了核酸检测的完整过程。
      实验室比隔离点防护要更严格,因为这里百分之百会有病毒的,很多媒体拍摄的实验室画面,都是在病毒已经灭活之后开始操作的。为了真实记录,摄制组从打开标本帽盖,取标本灭活一直到获得结果的全过程都拍摄了。摄像王珂为了近距离拍摄标本特写,镜头离样本不到10厘米。“我们谁都不确定这个标本会不会是阳性,采回来的样本,基本都是有发热症状怀疑新冠的,或者密切接触者的,阳性的检出率很大。应该说实验室拍摄是最危险的一次,也是最细致的一次。”他说,通州疾控中心最开始也是担心,怕有风险,一直没答应他们进实验室拍摄,市疾控中心也委婉地拒绝了。“但后来他们看我们很坚持,天天跟拍也很辛苦,好不容易才批准的。所以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机会。”
      通州区疾控中心检验科的王建国和邹林是单位每天穿防护服时间最长的人。核酸检测前,他们要先将样本中的病毒灭活,让它失去感染、传播的能力。通常需要放入56℃的水浴箱30分钟,然后再静置20分钟,保证开盖时不会因为温度较高而导致产生气溶胶。但是在打开盖的瞬间,最容易造成污染,这也是实验室中最危险的一个环节。
      拍摄实验室的那天,武冠中自己说,如果从拍摄的角度考虑,当然希望正好能碰到阳性样本,然后直接可以深入拍摄了。但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想,真希望一例阳性也别出现,否则当晚疾控人员又得不眠不休的工作了。
      那天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检测,70多枚咽拭子,没有一例阳性样本,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如今,像王建国和邹林这些检验人员,仍旧每天往返于实验室的操作间,他们是离病毒最近的人,也是人民健康的守卫者。
      除了固定的实验室,还有一个移动的实验室格外受关注。3月13日,北京市疾控中心的移动P2实验室开进了小汤山医院。这辆车上一共有14名检验人员。这辆战车肩负的任务就是24小时不间断进行检测。
      移动P2实验室,被称为抗击疫情的“神秘战车”,可以在车内进行快速的核酸检测。一次能检测32个,最快的一个程序需要21分钟。
      “神秘战车”一旦启用,只有检验人员才允许进入,而且在进去之前,要做好三级防护。所以内部的构造很少有人知道。而移动实验室可以快速进驻疫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它的作用非常关键。武冠中及团队摄制组也及时地拍摄到了这个特殊的实验室内部环境。

一个贤内助与一道并肩
      从2月19日第一天去北京疾控中心采访,纪录片《疾控先锋》的拍摄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武冠中一共拍摄1000多分钟的素材。其间有段时间北京新增病例清零后,摄制组不再继续蹲点,开始整理素材,进入后期写稿剪辑阶段。
      拍摄最集中的时候,大概有半个多月,每天一早出门,他要清点好所有设备,后备厢和车的后座上装得满满的。扛着各种机器设备来到拍摄点。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深夜,回家点点儿外卖就算吃晚饭了。
      “我所有的设备都放在车后备厢里,不拿回家。每天就扛着十几块电池回去充电,每隔两个小时换块电池继续充电,第二天早晨再带走。我在家里也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整理素材做后期,基本上不出来。我从外面带回来的东西也会放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毕竟我每天出入的地方都比较危险,还是要小心一些。”
      1000多分钟的素材整理和采访粗编基本是由徐梦白来完成的,采访音频的总时长就占了400多分钟,都是徐梦白做的扒词整理。而徐梦白和武冠中,既是并肩工作八年的同事,也是生活中的伴侣。
      武冠中的妻子非常了解丈夫的工作。虽然没法时时在身旁照料,但是也承担了很多事情。比如丈夫拍摄回来的素材,她会先帮忙整理编辑粗剪,这样丈夫再做后期就简单很多了。
      三个多月下来,武冠中瘦了十多斤。
      “我自己做医疗节目已经十年了,从2010年到北京电视台就一直在《健康北京》。这次疫情中,我看到很多同事、同行都在前线,突然有种大家并肩作战的感觉。前几天中央台《面对面》的导演加我微信,说看了我的纪录片,他们也想去市疾控采访,跟我这了解了一些情况。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特别为纪录片做了片尾曲,他们找了五十多个明星录了MV,大家对抗疫的纪录片都非常支持。拍摄期间其实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像市疾控中心负责宣传的杨丹老师,一直在帮着摄制组协调,还有通州疾控的副主任杨冬梅、赵春艳等等,还有就是主管领导严崴主任和岳民主任的支持,以及《健康北京》制片人白红洁和同事们的支持。”
      在新发地疫情开始后,武冠中继续到市疾控中心拍摄。这一次完全不一样,所有人都忙得连轴转,天天几十人上新发地采样消毒,没休息时间,“这次拍摄才算拍到些宝贵资料”。
      记者随后也采访了纪录片《疾控先锋》的监制人、BTV科教频道主任严崴。他表示,纪录片一直都是科教频道的组成部分,每晚十点也都在播出纪录片。纪录片有着与专题片、访谈节目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在疫情来临的特殊时期,这部纪录片《疾控先锋》从疾控人的角度切入,记录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防疫的人民战争,通过亲历者的讲述,彰显出他们努力拼搏的意义。

 

采访后记
      从1000多分钟的采访素材,到四集15分钟的《疾控先锋》,拍摄纪录片实在是个熬人的事情。当时武冠中因为担心怕有传播风险,没有在台里剪辑,基本上后期剪辑、特效、包装这些都是自己在家完成的。
      武冠中貌不惊人,却干净利索,做事果敢。
      采访中,他说自己也有不少遗憾。但是,就冲这份执着和坚韧,所有人都应该要为他叫好!

其他更多文章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