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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背后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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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时间:2019-10-23

      张译在《相遇》中饰演了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工作者,为了保密,他离开了女友方敏,3年中,女友不知道他的下落。高远在实验中受到辐射,被送回在医院治疗。在公交车上他和女友不期而遇。他不能和女友相认。高远和方敏,是许许多多国防科技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和他们家人的缩影。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要把在基地看到的一切,永远烂在肚里”。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攻关的组织领导者,邓稼先曾对夫人说:“从今以后我的生命就交给了这个工作。家中的事和两个孩子我是不能管了”,连他的岳父都不知道女婿到底在干什么。负责核部件试验的王淦昌,隐姓埋名为“王京”长达十六年,直到1978年人们才从报上看到“王淦昌”的名字。
      不辞沉默铸金甲,甘献年华逐紫烟。除了科学家们的无私付出,“争气弹”的成功研制,亦离不开国防科技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隐姓埋名、远离亲人,在一度从地图上消失的“金银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许多人甚至在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原子弹研制的工作。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来时风华正茂,走时白发苍苍。
 
以代号相称  邱小姐正在梳辫子
      1958年,一支施工队伍来到了青海湖畔的金银滩,他们不会知道自己将要修建的是什么,也不会知道这里今后的用途是什么,他们只知道这片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日后会成为布防严密的军事禁区。这里就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重要核心场所——221基地。由于核武器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在任何一个国家,核武器工程都被视为最高机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同样如此,其计划的核心内容只有极少数高层领导知晓,连全权负责整个核武器研制计划的中央“十五人委员会”内部,在日常交流时也仅仅是以代号相称。如周总理代号为82,聂荣臻元帅代号为83,原子弹也代号为邱(球)小姐,把放原子弹的铁塔称作“梳妆台”。平时工作中的称呼或用电话向北京的指挥部报告时,就说:“‘邱(球)小姐’正在梳辫子(安装爆炸装置),几点钟上‘梳妆台’……”
      对于参与相关研制工作的基层的科研人员,其保密限制就更为严格,他们一旦接受了这个任务,就意味着数年与家人失去联系,同时其人身自由也被限制在高原的戈壁深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相遇》篇章故事主角高远,便是这群无名英雄中的一员,他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从此“人间蒸发”三年。爱人方敏既绝望又充满期望,三年来时常乘坐之前两人常坐的同一趟车,希望能再遇到高远。可是,等待她的只有一次又一次打击。
 
献了青春献终身  许多人的名字隐藏几十年
      对于“高远”们而言,他们生活在无法从地图上找到的“金银滩”,平日里大到他们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小到他们的名字、年龄、家庭状况,都处于严格保密的状态。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互相不知道对方真名,也不清楚对方研究的内容。就连他们自己,一些人都不知道自己研究的东西将会有怎样的用途。直到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很多研究人员才明白自己参与的项目居然是制造中国的首枚原子弹。
      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不仅人要隐身,连名字都必须保密。像王淦昌,1962年改名王京,直到1978年才恢复原名。 一些年轻的科学家也突然从同事中消失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些科学家还不得不过起“双重生活”,像邓稼先。 1972年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访问中国,点名要见邓稼先。组织上只好临时把邓稼先挂名在一所大学,又往简陋的家里临时拉去了沙发,书架上摆放了些专业书籍。精明的杨振宁一眼便识破了,却不忍心揭穿好友。离开中国前,邓稼先到机场送行,杨振宁使出激将法说:“稼先,我在国外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外国人帮着搞成的,是这样吗? ”邓稼先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请示。周恩来让人通知邓稼先:“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完全是中国人搞出来的。”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标志着中国正式跻身于有核国家的行列。报纸印发这一消息后,全国则陷入欢乐的海洋之中。这一天,高远在公交上遇到爱人方敏……对高远而言,参与核弹研制乃是“献了青春献终身”。从金银滩离开后,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高远”们依然要严守秘密,这些为了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出自己青春乃至于生命的人们,也不为世人所知。近年来,随着当年档案的不断解密,他们之中许多人的名字在隐藏几十年之后,才最终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电视转播  才知自己造的是原子弹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年之后的2014年,记者曾经对当年的一些建设者进行了采访。当年在青海金银滩原子城为两弹一星事业奉献青春的建设者们,如今分散全国各地,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在合肥,就生活着500多名来自核工业部原国营221厂的退休职工。他们居住在三里庵街道西园新村、五里墩街道团安村小区等地。1958年底,年仅17岁的董殿举从部队转业,来到青海原子城。在国营221厂两弹研究基地扎根34年,他将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金银滩大草原。董老是第一批到达的。首批到达的职工只能睡牛羊圈,吃青稞面,喝水要去十几公里外的河沟挑。王遂德老人说,他从部队抽调进厂,从事核装配工作。“每个车间都是分开的,有的生产零部件,有的负责组装。”回忆当年生活,王老有些激动。“说出来你也许不信,直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实况转播,才知道自己从事的竟然是伟大的两弹一星事业。”老人说,当年的保密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大家都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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