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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宪民:50年拍摄黄河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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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江 文/摄  来源:  时间:2017-12-26

  朱宪民在中国摄影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在中国当代摄影史上不能不提到的一位杰出的摄影家,他在长达50年的时间,用自己的相机和生命记录了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流域中百姓生活的变迁。1987年,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家,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创立者与实践者,有着世界“新闻摄影之父”之称的法国摄影大师,79岁高龄的布列松(2003年8月去世)看到他的画册,被其中的摄影作品所感动,并给朱宪民写下了珍贵题词:“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 朱宪民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影展,并屡获大奖。退了休的朱宪民更忙了,讲课、影展、中外交流……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即将迎来40周年的前夕,他又肩负使命,正在整理用镜头记录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变化的摄影作品,准备应展。为此,本刊记者来到朱宪民位于京郊的家,独家采访了他。本刊记者是在朱宪民老师1988年任《中国摄影家》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的时候与他相识的。作为知名度很高的实力派摄影家,他对我这样的晚辈总是有求必应,和蔼可亲地先肯定你在《中国摄影家》杂志上刊登的摄影作品,然后再指出你的不足之处。在摄影圈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朱公”。 1943年1月出生在黄河流域的山东省范县农村的朱宪民,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六届、七届 副主席、中国艺术摄影学会 执行主席、中国北京摄影艺术协会主席、文化部摄影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务院艺术家特殊津贴。他执着地用镜头紧紧聚焦家乡,50年不间断地拍摄于中原大地、黄河两岸,通过影像真实记录黄河流域百姓的生活变迁,尤其反映了改革开放后黄河流域百姓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他酷爱家乡,酷爱中原大地,酷爱黄河百姓。他说:“我始终把照片中的人物当作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来拍,我看到家乡的贫穷、看到家乡的变化,经常是流着眼泪完成了自己的拍摄过程。” 朱宪民热爱着自己的家乡,也热爱着孕育家乡的母亲河。他说:“家乡是我的命,黄河是我的根。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要用自己的一生拍摄黄河流域的百姓,因为,那里是我的家乡,那里的百姓是我的乡亲,要用摄影的方式感动更多的人来回报家乡,回报父老乡亲。” 他将自己50多年来拍摄的家乡百姓生活变化的代表作品近200幅,在故里展出,并无偿捐献给濮阳市博物馆收藏。朱宪民的摄影作品真实地表现了黄河流域百姓的生活,他是对同一题材用镜头不间断记录半个世纪的第一人。

  我在黄河的沙土里长大

  朱宪民的家乡位于黄河岸边的山东省范县濮城镇,他从小生活在靠天吃饭的农村,家境很贫穷,满足温饱都成问题。朱宪民说:“我的一生中经受苦难最多的就是童年,也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年代,即便是现在,童年生活的场景还浮现在眼前。我们在黄河边生活的人,大多都会在沙土里滚,真应了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出来恐怕你们都难以置信,我生下来,接生婆就把我埋在沙土里取暖,拉尿都在沙土里面。在这种环境出生的孩子买不起尿布,也没有被褥,一堆沙土就都解决了。刚生下来的孩子用的沙土是用锅炒、用筛子筛过的,所以,沙土是有温度的,很暖和。在这样的沙土里我孤独地躺到一岁,因为父母要下地干活,他们要不停的劳动才能养活一家人,所以,没有大人能抱我。”

  黄河边的沙土是救命之宝 在这里要说的是,解放前的1942年河南发生饥荒,1943年灾情发展到顶点,并且蔓延到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饿死、冻死的人不计其数,造成的惨状目不忍睹。 朱宪民正是在1943 年 1 月出生的,他说:“我正是在这个大灾之年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那时候黄河的水都干了,父亲用小三轮车推着我们一家逃荒到了黄河南岸。那时候我刚刚会爬,是最需要大人看管的时候,可是,父母起早贪黑地在外面干活儿,根本就没时间管我。有一次,我爬到用砖头垒的火炉子上,把腿烫伤了,而且伤得很严重,可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用钱去治病了。我母亲就用土办法,抓一把用锅炒得热乎乎的黄河沙土敷在我的伤口上,说也神奇,我的小命不但保住了,伤口一点都没有发炎,现在就连疤痕都没有留下,穷人有穷人活下来的办法。7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感觉到黄河边上沙土的温度和味道。所以,我对家乡有着一种别人难以想象的情怀,对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乡亲们有着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我想用自己的一辈子时间记录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变迁、记录这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中国给黄河流域的乡亲们带来的富裕和希望,这也是我50年不间断,始终如一地把镜头对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的原因。”

  穿鞋为什么还要穿袜子 朱宪民的家乡属于典型的夹河套地形,那里的生活环境差是因为偏僻和落后,交通不便导致长期极度封闭。他说:“不怕你笑话,我在离开家乡之前都闹不清城里人穿鞋为什么还要穿袜子, 棉裤里为什么还套一条裤子,里面还要穿短裤。我也不知道还有那么多味道各异的水果,因为我的家乡只有一种能吃的水果,那就是枣,那时候觉得枣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记得我小时候最快活的时候就是和小伙伴们在离家不远的大水坑里洗澡,觉得在水坑里洗完澡身上就干净了。后来我在学校里才看到老师用肥皂洗头,还觉得奇怪,用一块‘小石头’一样的东西还能洗出泡沫来,因为我记得我们家日子好过点了,我妈妈洗头都是用碱面,有时候也用醋洗头。”

  闯关东要闯出一片天地 贫困的生活让朱宪民的一家人经历了很多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也许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里,中国有许许多多的百姓都有着这样痛苦的经历。朱宪民长到了17岁,他不能待在家里吃闲饭,他要出去闯一闯。朱宪民说:“我有了这个想法,可是能去哪儿呢?对于我们这些从来没出过门的人来说真是一头雾水,只是听老人们说过‘闯关东’的故事,我的心里就拿定了主意,也要去闯关东,要为我们这个家,也为我自己去闯出一片天地来。”那时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重工业开始发展,东北重工业基地兴起……

  误打误撞与相机结缘 17岁的朱宪民已经出落成了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要走出贫困的家乡,去外面看看未知的大千世界。朱宪民的父亲是典型的山东汉子,憨厚老实,平日里沉默寡言,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是,淳朴、正直的性格让朱宪民至今难忘。他说:“我的父亲是我最初的榜样,我离开家时父亲对我说: ‘儿子,要记住,我们农民,虽然人穷,可是志不能短。做人要正直、善良,出去不要犯法,不要坑人。’父亲说的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囊中羞涩的朱宪民来到了重工业开始兴起的东北。他说:“我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吉林省的抚顺市,看到眼前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那个岁数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让我当时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天饥肠辘辘的感觉。我当时就想赶紧能找到一个能打工的地方,哪怕没有工资只管饭也行。就在我快失去信心的时候,幸好看到有一家‘光明照相馆’招学徒工,我就鼓起勇气去应聘,我的运气还不错,照相馆的那位负责人问了我几个问题,又知道了我的身世,他看我老实又好学,就录用了我。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能拍出照片来的照相机,觉得很新鲜、很好玩儿。光明照相馆里用的两架照相机,一个是苏联的‘基辅’135,另一个是‘杰克’120,都是那个年代最好的相机了。照相机好像对我有魔力,我每天起得很早,要去摆弄相机,师父教我照相的知识,我也烂熟于心,只盼着多来几个顾客能让我练练手。从此,我就爱上了相机,也喜欢上了摄影。现在想想,我也是真够幸运的,误打误撞地结缘了照相机,也让我一辈子爱上了摄影。”

  

  摄影路上的坎坷与启迪

  朱宪民在抚顺市“光明照相馆”一干就是4年,后来他考入吉林省戏曲艺术学校舞美摄影专业。他喜欢这个工作的原因就是着迷于摄影,摄影又成就了他今后的人生之路。到了1968 年,由于朱宪民对摄影的钟爱,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为此,学校又专门做出决定:保送朱宪民到久负盛名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实践摄影专业。朱宪民说:“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好几天都激动得睡不着觉。要知道当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创造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七个第一,它不仅是个电影生产基地,更是电影人圆梦的地方,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专家以及电影摄影家和表演艺术家。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长春电影制片厂’是一座神圣的殿

  堂,也就是在那里和著名的摄影师一块工作,通过几年的摄影实践让我茅塞顿开,明白了记录影像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真正意义。”

  摄影离不开时代背景 从学习到实践,朱宪民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他的摄影之路似乎一直都走得很顺利,因而,当时的《吉林画报》社吸纳朱宪民为摄影记者。1968年4月,朱宪民就成为了一名职业摄影人。他说:“即便如此,我也和非常多的摄影者一样,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也会走弯路,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年代。‘文革’期间,我们手里的照相机就是革命的武器,是意识形态的工具,什么事都不能脱离开历史的背景。50年代末我开始接触摄影,一直到70年代末,都是受‘文革’极左的思想影响,不是说当时摄影家、摄影记者有没有觉悟的问题,因为你生活在这个特殊时代就不可能超越现实,除非你不怕死,不怕进监狱。那个时代我确实拍了很多假大空、极左的一些东西,我们不能说拿现在的思想来衡量那个时代。”

  “合理”摆拍经历虐心过程 记者对朱宪民在那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文革”背景的摄影作品记忆犹新,为此,记者特别问朱宪民老师:“那些假大空的照片现在看来很有历史价值,也很不可思议。当时您拍一群小学生抱着毛主席像去劳动那张摄影作品《劳动课》是摆拍的吗?”朱宪民说:“那张照片肯定是摆拍的,老师领着小学生下地,在地头上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把毛主席的像放在田间地头。那时候不摆拍就不符合‘政治’需要,另外也发不了稿,你就完不成采访任务。所以,制造虚假新闻需要经过摄影人的精心构思和巧妙‘合理’的安排和布置,这也是个很虐心的过程。”

  “目击者”引发 “求实感” 中国的摄影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有了更多用手中的相机真实抓拍社会新闻的影像。本刊记者参与组织的 “88沙龙摄影展”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搞的“目击者”国际新闻摄影展,都吸引了上百万的观赏者,这说明百姓对真实生活和真实事件的“求实感”是非常热切的,而在这个真实记录社会变迁及人物写实的摄影群体中,朱宪民绝对是属于觉醒非常早的摄影家,他用当时自己独有的经历和角度,真实记录了在黄河流域生活的黄河人50年的变迁,为我们留下一大批宝贵摄影作品和影像资料。从这些照片的背后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也让后人真正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和百姓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飞跃提升。

  摄影原来和生活贴的那样紧密 朱宪民1978年被借调到北京,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杂志的编辑。他说:“我离开《吉林画报》社被借调到北京,当时认为这就是个‘临时行为’,所以,家属就没有调过来。那时白天上班,晚上也没有家庭琐事缠身,就很清闲,正好《中国摄影》杂志的国际部有一个大房间里放着一些国外著名摄影家拍的画册,我还是第一次有条件在特殊的环境里读到大量国外摄影家的作品,真是很庆幸,让我最记忆犹新的就是布列松的画册,尤其是他拍中国的摄影作品,关于‘大跃进’和上海题材的。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国际上的摄影大家,那是后来才知道他是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家,是‘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创立者与实践者,有着世界‘新闻摄影之父’之称的法国摄影大师。不过当时感觉布列松的摄影作品有一些确实不是很阳光,但他的那种拍摄手法对自己的触动很大。看了那么多的画册,我意识到布列松的作品让我感到艺术的力度、严谨、完整、真实,领悟到摄影原来和生活贴的是那样紧密,优秀的摄影作品可以在身边、在街头抓拍到。”

  感动了懂照片和不懂照片的人 最触动朱宪民的一本画册上刊登了1936年美国有30名摄影师将镜头对准公路上的那些难民,那些受挫折、被遗忘和得不到援助的家庭。朱宪民说:“那些没有一点做作的纪实照片给了公众强烈的震撼,尤其是摄影师史密斯拍的那些照片,深深地感动了懂照片和不懂照片的人,他的构图看不出什么技术性的语言,只有感情上的冲击,而这些又源于他对生活炽热的感情。这些摄影大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带给我的思考远不只是在照片上,那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

  

  17岁出走到17年重归  

  朱宪民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杂志编辑期间,在杂志的国际部房间里翻阅的画册起码有上千本。他有幸在那个封闭的年代读到大量的国外画册,这对于朱宪民来说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说:“那些大量的国外画册属于无价之宝,可是放在那里没有人翻,也没有人研究,那些画册都是60年代初的,都是‘文革’前的,‘文革’中与国外几乎就没有交流了,就断代了。”

  接待外国摄影师偷学技艺 从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杂志的编辑到被分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部、国际部,朱宪民开始负责整理、编辑出国的图片展览和接待外国的摄影师。这个时候他就有了外国摄影师一同交流、一同工作的机会。朱宪民说:“那样的感觉太好了,让我有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机会。我1979年,第一次接待外国的摄影师就遇到了拍纪实题材很有名的法国摄影师苏瓦约,我陪他走了新疆、内蒙古、云南,整整两个月,虽然他只把我当做陪同没有当作同行,但我逮着学习机会了,他的拍摄风格、工作方法让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狠下功夫琢磨他的拍摄技巧和角度以及镜头的运用。因为在当时我们还处在摆拍、想当然的年代。苏瓦约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他拍摄人们的真实生活时从来不干涉拍摄对象,这让我领悟到了纪实摄影的真谛,摆脱了摄影经历过的误区,现在我要重新出发。”

  摄影征途上的三大转折 苏瓦约是个“中国通”,他很了解中国那时候的状况,他看了朱宪民拍的一些家乡题材的照片后说:“你应该去拍摄黄河。”他给朱宪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艺术家应该拍一些最了解和最有感情的地方,比如美国的画家卫斯,他是画家乡的乡村生活成功的。他知道朱宪民从小生活在黄河岸边,就建议说你应该像卫斯那样,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创作。 朱宪民说:“苏瓦约比我大20多岁,他是法国当时很有名的一位纪实摄影家,他对我的启发很大。要是往回追溯的话,在我的摄影人生的征途上有三大转折:第一次是1964年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对我是一个大的转折;第二次是到北京来工作,读到上千本的画册和跟苏瓦约的合作。前者解决了摄影的技术问题,后者是全部颠覆原来的摄影概念;第三次要算上世纪80年代末,思想的彻底解放赋予摄影的新概念。” 出走与重归的17年 朱宪民17岁背着行装从黄河边走出来,历经17年磨砺,30多岁的他又背着相机回到黄河岸边去拍摄他最有情感,也是最熟悉的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百姓们。 朱宪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把照片给香港摄影大师陈复礼看了,他很欣赏,并在《香港摄影画报》上发表了七、八张“黄河人”题材的照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朱宪民说:“我一定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从那时候我就大量地拍,也不发表。我利用出差、放假的机会拍了很多。但那时候还是以山东、河南为主线。后来苏瓦约的建议扩大了我的拍摄范围,他建议我从黄河的源头拍起。他的意思是黄河是你们中国的‘母亲河’,很有代表意义,我应该把黄河作为主要的拍照内容。他还说,拍黄河,别光拍你的家乡,战线应该铺的更延长一些,从源头到入海口。苏瓦约的建议也坚定了我拍整个黄河流域的信念。”

  一生用生命去谱写的篇章 1986年,朱宪民的机会来了,那时候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展览部要办一个西部的大型摄影展览。朱宪民说:“我接受了这个挺艰巨的任务感觉很兴奋,我第一站就跑到了青海的黄河源头——玛多县。源头的面积很大,但是见不到一个人。当时我正好赶上‘玛多成立35周年’活动,这是集中反映藏族同胞生活的一个好机会。后来我又两次去青海、甘肃、宁夏、山西,就这样完成了我拍摄黄河的全过程,并成为我一生用生命去谱写的篇章。” 朱宪民的目标很明确,他最清楚自己最熟悉的人、最有感情的人在他的故乡。那里有他的亲人和他熟悉的乡亲们。他与黄河百姓心灵相通,他们似乎一直在那里等着朱宪民的到来。可朱宪民说:“实际上,当时也没那么清醒的认识。我只是想拍我生活过的地方,追溯我童年的生活痕迹,我只想用镜头回报家乡。那是一个没被人注意和关注的地方。黄河两岸百姓的朴实、善良、勤劳,他们默默地在那种困难的生活条件下不屈不挠的为生活和生命挣扎,我觉得应该用我的照相机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们热爱他们,关注他们。”

  不要钱照相为什么 朱宪民在拍摄自己家乡百姓的时候,也有着别人不知道的故事和奇事。朱宪民家乡的老百姓很多都没看过照相机,更别说照相了。他说:“我们老家有个习俗,最讨厌人‘    瑟’和‘招摇’,我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说:这人一招摇就完蛋。所以我特别回避这些问题,每次回老家采风,我都换上老家人看得惯的衣服,我离村子几里地远就让送我的车停下,我步行回去,汽车不能开到村里来。有时候跟我弟弟借个自行车,我们俩就骑着自行车沿着黄河岸边的几个村转一转,方圆几十里,我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拍的,用的都是长镜头,在对方不知情时我就拍完了。有的老乡看见了还撵着我给钱,说你给我照完相我得给你钱。他们觉得不要钱照相为什么? ”

  

  记录一代人感动几代人

  记者问朱宪民老师:“你拿起相机在取景框里看到那些乡亲们有回到家的感觉吗?在他们中间有你父亲、母亲,还有你自己少年时的影子吗?”朱宪民说:“我的照片里的主人公,我把他们当成我的父母来拍,当成我的兄弟姐妹来拍。我曾经拍过一张中年妇女与女儿背着柴火回家的照片,我在相机的取景框后面惊叹:这不就是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吗;拍那些中年男子就好像看到我弟弟的模样。我从来没有拍过我的父亲、母亲,我把黄河边所有的妇女都当成我的母亲和妹妹来拍。我的《黄河百姓》画册里,我一定选择那种善良和美的形象。拍照片首先是要爱你拍的土地,爱你镜头中的乡亲。我爱黄河,为它骄傲,更为它牵肠挂肚,我是黄河的子孙,我知道我找到了摄影的根。”

  《黄河百姓》12万字和480幅照片 作家王鲁湘很惊奇地看到用这么多照片表现黄河两岸百姓生活,他说愿意和朱宪民合作一起出书,为此,他撰写了12万字。朱宪民拍摄的《黄河百姓》收录了1968年至1998年拍摄的480幅照片,是记者迄今为止看到的中国最优秀的摄影专著之一。它被誉为是迄今为止以影像方式全面表现“黄河人”生存状态、时间跨度最大的摄影专著。朱宪民说:“那时我与王鲁湘无数次沟通。那一段几乎每星期约着选照片、谈构思,最后把王鲁湘累出病了。我要告诉他我的拍摄经历和感受,具体到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他要根据我的照片写文字,同时也要把文字各部分表现告诉我,最后所涵盖的内容已经不单是个摄影作品集了。”

  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   朱宪民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工作者,他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来真实反映这个时代的飞速发展,用镜头锁定人们的生活状态,他历时50年,用摄影表现在黄河流域生活的乡亲们,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尤其是改革开放的40年中,黄河百姓们的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让朱宪民亲眼所见,并为之感动。他说:“从开始的贫穷落后、食不果腹,到吃喝不愁,开着农用车、摩托车下地……我拍的照片真实再现了这一过程。” 朱宪民是中国当代摄影史上不容忽视的摄影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他捕捉了从黄河源头到入海口的中国百姓影像,形成了中国影像人类学表达最完善的视觉专著。他也是50年不间断拍摄黄河乡亲的第一人。

  记录一代人感动几代人 朱宪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中国新闻摄影学院等十几所大学讲学。《中国摄影家朱宪民作品集》获“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作品奖,国际著名新闻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为作品集赠言“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朱宪民摄影作品展”在美国旧金山、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很多国家展出。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出的《东方之子——朱宪民》专题节目获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的银牌奖。德国埃利森匹科特艺术博物馆收藏朱宪民摄影作品16幅。由美国斯科拉电视台和中国黄河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摄影家朱宪民》在美国和中国同时播出,并荣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的第四届“金桥奖”一等奖。2006年,朱宪民获终身摄影成就奖并出版摄影专集《百姓》。他的摄影作品被国家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的十大博物馆展出并被收藏。 在中国当今摄影界,朱宪民先生是公认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当代中国纪实摄影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对朱宪民几十年的纪实摄影给了最新定义:“他为写不进历史的人群记录历史。”——在中国他恐怕是第一人。宋汉晓评论说:“朱宪民《黄河百姓》证明了他以作品说话的魄力和实力,和他曾经出版《黄河人》系列画册、《中国摄影家朱宪民作品集》、《黄河中原人》、《草原·人》、《中国黄河人》等一起,奠定了他在国内及国际摄影家纪实摄影大师的地位。”著名书法家沈鹏说:“朱宪民从千千万万普通人身上展示出独特的风俗画卷。”著名人文学者王鲁湘说:“摄影家朱宪民,一位黄河的儿子,用光和影的语言,用几十年、几十万次的聚焦,把我们带进这天下黄河。”朱宪民的作品记录了一代人,而感动的将是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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