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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为念:亲情师恩,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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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戈  来源:  时间:2018-01-16

  他是荧屏熟脸,被观众亲切地称为“王导”。 他是收视达人,有九档节目在央视和地方卫视热播。 他是孝顺儿子,年近九旬的父母是他心中永远的牵挂。 他就是王为念。 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已经被人熟知。这次,我们来聊聊您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对王为念的专访,从去年10月一直约到了12月,因为他实在是太忙,每天16个小时的录像,插空还要录歌,让1959年出生的他比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更忙碌。终于在一个周二,敲定了采访,时间从下午四五点改到晚上七点再改到下午三点,采访地点也很有意思,一个挂着“白发转黑发”牌子的美发店,王导说我要做一个敢于尝试新生事物的人。于是,躺在椅子上的王导一边被美发师拔着白头发,一边跟我聊着天。话题就从头开始,“有人说王为念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觉得不准确。首先我没绝了顶,现在我把白头发拔出来,抹点药,让黑头发长出来,一般人不敢尝试,我就敢,因为我有大把的头发不怕拔。其次我只是在某些方面聪明,但是在某些方面太笨了,比如下棋,比如玩魔方。” 跟不承认“聪明绝顶”的王导愉快地聊着,不一会儿,头发做完,我们决定转战王导家附近的咖啡馆。一出门,王导一招手,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们面前。上车后,司机上下打量着,眼睛越睁越大,终于忍不住喊了一嗓子:“我遇见名人了。”话匣子就此打开,开始了一场粉丝与偶像的对话。“我特别爱看您的节目,最喜欢看《大王小王》。”聊着聊着,司机随口说出马上要去接媳妇儿,这一趟并不顺路,但是为了王导晚点儿也没关系。“兄弟,到前面路边,你把我们放下,对要接媳妇的好男人,我得支持。”王导的真诚让司机感动不已,连声说着抱歉。下了车的我们正准备边走边聊,没想到一回头,一辆空车就停在身后。“看见了吧,这就是福报。”王导笑着说。 这一次的车程很顺利,我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王导一边和我聊着天,一边跟路边商店的工作人员打着招呼,询问着自己那棵幸福树的花盆有没有送到。一路走来,我看到的不是电视名人王为念,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男人,就像他演唱的那首歌一样,“我是隔壁大老王,邻居朋友夸我热心肠”,也许正是这种如街坊邻居一般的亲切感,让他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坐在咖啡馆,我们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聊着天。王导的人生故事如电视剧一般精彩,在每一个节点,教他与人为善的父母,给他谋生手段的恩师,伴他度过低谷的好友,甚至向他伸出过援手的普通人,一个个温暖的故事流淌而出,如香醇的红茶一般,历经岁月的洗练,沉淀在他的心田。

  

  童年印象最深的两件事:玩妈妈的枪、和爸爸下棋

  1959年5月1日,王为念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他的名字源于法官母亲的能干。“我的母亲史银凤是原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副庭长,离休后被省司法厅聘为‘特邀律师’,干了一辈子法律工作。我出生那一天,母亲本来要去领取‘全国政法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因为她360天办理了370多个民事案件,在当时是全国的纪录。但是因为她那天要生我,不能去领奖,就让别人代领了。为了纪念这个日子,父亲给我起名叫王为念。”

  那个年代作为法官的妈妈是拥有配枪的,而淘气的王为念偷偷拿走了妈妈的配枪,带到学校去“显摆”,把妈妈吓得够呛。“我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箱子,我发现妈妈的枪藏在箱子里,藏在我爸爸一件特别厚的羊皮大衣的袖子里面,被我找到了。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等妈妈上班的时候偷偷把那个箱子打开,把那支枪拿出来,大卸八块。后来我上了艺校,多次把妈妈的枪带到学校去显摆,周日回家的时候又放回原处,妈妈一直没发现,几年了都没看过那个箱子。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突然打开箱子想看看枪,这才发现枪不见了,把她吓坏了,后来她问我,我承认是自己拿了。重大的错误家长往往会选择平静对待,所以那次我没有挨打。事后我妈赶紧把枪交回单位,放到保险箱里锁了起来。”在做这件危险的事情时王为念只有十三四岁,看似疯狂的举动下却隐藏着一颗冷静的心,“疯狂的人一定具备思考能力,会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我那会儿拿着枪时永远都会把枪的保险上上,保证怎么玩儿都没事儿。”

  童年的王为念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玩妈妈的枪,另一件就是和爸爸下棋。“我的父亲王承图在教育局工作,他给我做了那种纸质的跳棋,一堆纸弄成个尖儿。那时候我刚上一年级,很喜欢,觉得原来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那个年代也没有玩具的概念,在我看来,跳棋、象棋、军棋都是玩具。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下跳棋和军棋,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直到今天我也只会下这两种棋。我在棋艺方面很笨,直到现在,数据、猜谜、下棋这种用脑过度的事情我都不行。比如魔方,全公司的人都会玩儿,王芳自己学会并且把它变成课程,销售了出去,还教会了很多学生,而我只会一种,就是倒着正着倒着正着复原,复杂的来不了。”

 

  

    爱打抱不平完全是遗传了父母

  1970年,王为念随父母插队,到了太原市阳曲县中社村。“我真正的记忆是从插队以后,那时候我父母在非常时期选择了下乡,为了生计把我往房间里一扔,我做的第一顿饭是熬粥,熬完粥之后从锅里取出个壳来,因为完全熬干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做饭,大概10岁左右,把粥熬成了煳的锅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米饭熬硬了之后特别好吃。” 即使是在插队,王为念的母亲仍然未改法官本色,“我记得我们那个村有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伤害了一个四岁的女孩儿,但是判刑判得不合理,判轻了,我妈就能找到当地的法院,跟人家据理力争,最终改判了。那个男子的家庭不干了,拿着板斧在我们家院子外头转来转去,那会儿我还是有些怕的,但是心中有一股正气。我现在这么爱打抱不平,完全是遗传了我的父母。” 除了打抱不平,父母的处世之道更是影响王为念至今。“父母给我的很多东西都是生存能力,正因为如此,才能让我在电视面前如此的自信,如此的不羁,如此的敢于发挥。因为我有一对从来不是考虑你吃饱穿暖的父母,而是要考虑你生存的时候别让别人欺负,驾驭自己生命的时候别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低能。父母没教过我什么具体的方法,教我的就一样:要做别人不讨厌的人,要做别人待见的人,要做别人喜欢的人,要做别人舍不得欺负你的人。”

 

  一副快板和“糖衣炮弹”敲开了县剧团的大门

  1971年1月,11岁的王为念瞒着家里人揣着一副快板偷偷地跑到县里,考入了阳曲县宣传队(县剧团)。这副快板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一生,而给他这副快板的正是第一位改变他命运的老师——屈仁旺。“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音乐老师叫屈仁旺。大概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屈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从柜子上拿下来一副快板,当时也没有老师教,打几下就会了。屈老师在学校分管文艺工作,负责组建宣传队,后来我就成了宣传队的人,演了《白毛女》里的大春。这件事让我有了文艺细胞的开发,以后去考剧团,从剧团出来考艺校,都跟这一副快板有关系。那时候屈老师也就三十岁左右,现在快八十岁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凭着一副快板,王为念进了县剧团,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很顺利。“进门的时候就把我给扔出来了,不让我进,以为是小孩儿起哄呢。我出来碰见了当时的县委书记,那时候县委是军管,叫孙政委,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我远远地就看到一个背着手的大人,其实他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特别高大。我就把他拦住了,说爷爷,能帮我个忙吗?我想考剧团,他们把我给撵出来了。‘你考剧团,这么小,你会什么?’我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这是我爸妈攒了很久给我买的糖,我老在身上装着。我从那把糖里拿出几块递给孙政委,当时有一个词叫‘糖衣炮弹’,他说你这个不会是‘糖衣炮弹’吧?我啥也没说,从口袋里掏出快板,当场就来了一段儿:‘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听完快板,孙政委拽着我就往回走,当时正在排队考试,剧团的人一看孙政委来了,排成两排夹道欢迎。他一边走一边问:‘这个孩子考剧团你们不要吗?你们要是不要,我可要了,我带回家去。’当时剧团的王团长说要要要,我们怎么能不要呢,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吧。从此以后我就成了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名正式成员。”

 

  被逼写日记两年,感谢打耳光的恩人

  在县剧团的日子里,王为念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位恩人。“是当时山西大学一位拉小提琴的老师,我一直想找他。那时候他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每天写一篇日记。我几乎没怎么上过学,哪儿能写得出来日记,就不爱写,老想练功翻跟头,但是他是队长,我怕他。有一天他问我:王为念,日记写了没有?我说写了。以前问我的时候我说写了就没事儿,结果那天他来了一句:去,把日记本给我拿来。我把日记本拿来的时候,表情就已经告诉他了,我没好好写。打开一看,‘写的日记在哪儿呢?过来!’我一过去,啪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我满眼冒金星。给我气的,想报复他,半夜从窗户跳进去,要拿木头梆子砸他,没成功,又被他打了一顿。他管了我两年,一直逼着我写日记,在他的‘逼迫’下,我的日记坚持写下去了。那个时候虽然写不了多少字,但是会写顺口溜:今天让我写日记,某某老师有脾气,如果我要写不好,准备好赶快跑。当时11岁的我很恨30多岁的他,觉得他是我的仇人。小时候不懂事,现在看哪里是仇人,分明是恩人哪。正是有了这些日记打基础,所以后来我写过春晚的节目脚本,出过书《念叨念叨》,写大篇幅的文章居然没有太多语法上的错误,都得感谢这位恩人。”

  首次触电紧张得把橘子皮塞进了嘴里

  在县剧团干了两年,王为念的父母落实政策,可以回太原了,那时他已经成了剧团打击乐的主力。“剧团不放人,我爸爸就找了孙政委和军代表,他们帮我签了字,我回到城里考进了山西省艺校。”在上艺校的日子里,忙碌的妈妈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去看儿子,“那个时候我妈为了让同学能对我好点,每周都会到学校,把我同宿舍同学的衣服全部拿回家洗干净。我们那会儿的窗户是贴纸,妈妈就给拧上铁丝,弄上帘子。我的那些来自农村、家境贫寒的同学或多或少都受到过我母亲的帮助。母亲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因为爱我。她做的这些看似给我增加了一些人缘,实际上她是在替我铺路。” 在艺校学习的9年里,王为念第一次触了电。“那时候我们学校来了一位电视台的导演,给我们排戏,我觉得导演太辛苦,每天排完戏,我会主动骑自行车带他,把他送回家。有一天,导演告诉我他要拍山西电视台最早的电视剧,问我愿不愿意来。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部剧叫《镜子》,讲的是一个不讲文明的小伙子,最后女朋友也不要他了。当时我演男一号,以为自己要成名了,可兴奋了,跟女演员去体验生活,在公园里拉着手转。有一场戏是在公交车上拍,我吃橘子,下了车把橘子皮往地下一扔,老大爷说我:小伙子,你这是干吗呢。演的时候太紧张了,一下公交车,我把橘子皮直接扔到嘴里,把橘子给扔地下了。但是还得往下演呀,演老大爷的是电影《艳阳天》里的萧老大饰演者严飞,他想这词该怎么说呢,就把词改了,‘嘿,小伙子,别乱扔东西。’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我到理发店去理发,心里还奇怪怎么没人认识我,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就问,结果一屋子人没有一个看的,因为那会儿电视还不够普及。这件事对我来讲特别重要,让我早早就知道了,成名没你想的那么容易。” 后来,王为念在孙伟执导的电视剧《杨家将》中饰演杨七郎,在电视剧《狄仁杰断案传奇》第一部中饰演乔泰,在张绍林执导的电视剧《杨家将》中饰演辽帅韩延寿,在电视剧《关公》中饰演张飞……成为影视圈里小有名气的新星。在王为念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父母的遗憾。“我那时候可以说是自谋生路了,对于我爸妈来讲,他们认为我的选择让他们不必再为没有把我带到高等学府这样一件事而感到内疚。虽然他们没说过,但我觉得他们一定有这个遗憾。”

 

  当副导演的日子 拉赞助、上火车都有高招

  那些年,除了演戏,王为念还在电视剧组当过副导演,他的高情商在这个职业里充分显现了出来。“那时候要拉赞助,谁都要不来的东西我去就能要来。比如说跟一个手表公司谈赞助,给全剧组300名成员要礼物,那时候没有钱。我就跟对方说:你的表突然出现在300个剧组人员的手上,其中有150个演员,包括50个有点名气的演员、20个特别有名的演员、10个全国人民都认识的演员,他们戴的是你的表,你要是再多给点,明星的媳妇戴的也是你们的情侣表。于是本来说的是给300块表,一下子就变成了450块,增加了150块坤表。那时我们到单位拉赞助,根本见不到总经理,连办公室主任也见不到,我的原则是办事一定要找第一把手。进了办公楼,我在楼道里永远是倒着走,只要有人出来,我就往前走,也就是往外走,不会有人拦你。就这样倒一倒、倒一倒,一直倒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口,见没人管,啪就推门进去,直接跟一把手谈。” 有时候剧组急等着演员,要求王为念必须在两天之内把演员从外地接过来,否则剧组就要停工。在那个买火车票难的年代,王为念有自己的一套高招。“现在说起来都有点难以启齿,那时候每个火车站都有一个运货的大铁门,每个大铁门那儿都有一个老大爷,端着一杯茶在那儿看着。我到了火车站奔着老大爷就去了,蹲下就喝他杯子里的水。老大爷心想:这人我认识?我会问他我们家站长几点到?这话没毛病,我们家邻居、我们家亲戚都可以说我们家。老大爷一脸木讷地看着我,说好像还得等一会儿,九点左右才能来。我说这急人不急人,‘要不你到他办公室那儿等一会儿?’‘不用不用,我就在门口等着吧。’‘没事儿没事儿,你快去吧。’我自然就进去了。进去以后怎么上火车呢?那时候火车站都有长长的水泥槽,上面装着水管,每一站都停车,大家从火车上下来洗洗手,放松一下,再上去。火车一进站,所有人下来洗手,我就跟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洗手,等火车要开的时候,所有人都上了车,只有我不上,列车员会喊我:你怎么还不上来,车都要开了。上了车,不等查票,我就主动找列车长坦白去了,‘车长,我没票,没票确实不应该上来,但是我不上来不行,我是山西电视台某某电视剧组的,我们现在缺主角,就等这一个人,我没办法。’列车长会问我是怎么上来的,我就跟他讲,一句不带撒谎的,列车长蹲在地上笑得不行。这样一来我既解决了买票问题,又解决了睡觉问题,只要车上没空铺,我一定是睡在列车长的铺上。所以我经常跟学生家长讲,情商才是真正决定人一生命运的东西。”

 

  和前妻小香玉办艺术学校是父母唯一反对的选择

  1994年,王为念认识了第二任妻子——豫剧表演艺术家小香玉,两人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希望艺术学校。关于办学校这件事,王为念不愿提及,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他透露其实当时父母是反对的。“我人生的几次选择父母都没有参与,他们就参与了这一次,我还没听他们的。当时小香玉要办学校,我爸特严肃地跟我说:你连高中都没上过,办什么学校,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套个圈吗?”  在王为念的坚持下,学校还是办成了。对于那段往事,他闭口不提。而从记者在网络上找到的小香玉做客《鲁豫有约》的视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王为念的付出。“他的一生中我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但是我这一生中他是我最感激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真正帮我的人,而且我觉得这一段的日子出的这些成绩,如果没有他,我是做不到的。我当时选择王为念因为他很优秀,能帮我做一些事情,我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就想办学校了,我是在1994年的十来月份认识的他,年底学校就起来了,他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帮我把学校的所有手续办齐了,他有这能力,特神,而且他真的是一个人能当六个人、八个人用。” 2004年,王为念和小香玉和平协商办理了离婚手续。那个时候的王为念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靠前妻,不断地努力折腾着。“当时我带那帮孩子上春晚,多大的阵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前妻的名气大,都以为是靠着她的名气做的。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靠别人,而是别人今天的成绩也有我的努力,我就非得证明自己,把房子卖掉办了公司,找朋友,自己攒钱,策划了一个大型爱国主义环保活动《大爱天下》,请来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雷拉斯出演,以为能把这件事做大,结果就在新闻发布会的当天,汶川地震了,《大爱天下》流产了。那个时候我可以说很惨,这就是王芳在节目里经常讲的,身上一毛钱都拿不出来还逞能呢,拿了一万元钱要跟她五五开请大家吃饭,出去数钱的时候被她发现了,才知道我那个时候已经是穷困潦倒。我在2008年最狼狈的时候碰见了王芳,之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一直合作至今。王芳真的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贵人,因为她会不停地跟我说一件事,就是怎么放平心态,怎么做一个普通人,怎么不去斤斤计较,她不停地在我耳边唠叨,你要有耐心。”

 

  九档节目在手,排忧解难一干就是十年

  就这样,心态日趋平和的王为念在主持人这一新的职业中干得风生水起,如今,他九档节目在手:《向幸福出发》《金牌律师团》《谢谢你》《拜托了律师》《马兰花开》《你看谁来了》《大王小王》《王芳遇上王为念》《门当户对》,播出频道涉及央视、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河北卫视、黑龙江卫视、内蒙古卫视、天津卫视、湖北卫视,几乎每天都在录节目,一天要录16个小时。 虽然很累,但王为念乐在其中,满墙的锦旗是对他工作最好的肯定。在谈笑风生中他帮助了一个又一个遇到困难的人。“一个女人被妹妹坑了,死活要自杀,心理专家怎么劝都劝不住。我在她面前摆四把凳子,让她躺下去,假装她已经不在了,模拟她妹妹在她‘死后’的表现。她一听就急了,我说你还想死吗?不死了。好,那就好好活着,等着有一天法律制裁你妹妹。等她情绪平稳了,我说听说你当年广场舞跳得可好了,会跳交谊舞吗?会,当时就和我跳上了。她老公在现场哭着喊救星,说我们这个家终于活下来了。还有个小姑娘,母亲答应她再婚后不再生孩子,但是生了个儿子,已经两岁多了,因此姑娘上节目要跟母亲绝交。我抱着她弟弟,一边劝着一边让他一声声地唤着姐姐,终于小姑娘抱着弟弟哭了。前几天我跟王芳录《马兰花开》的元旦特别节目,我们俩互相采访对方这一年都做了些什么,现场给我念了两封信,第一封信说:干爸爸,你改变了我的一生,当初我的爸爸妈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唯一照顾我的就是现在的继父,无论他怎么劝我,我都觉得我应该做演艺,放弃学业,成为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但是在一期节目中,你那么严肃地跟我谈了不上学的严重后果,让我一下子觉醒,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式的高中生了,我上大学完全有望。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个孩子了,一出来就抱着我哭。第二封信:王老师,是您的一次捐助,让我的儿子重新听到了人间的声音,现在他爸爸又生病了,用他当年给儿子攒下来的那笔钱正在做手术,我已经给我丈夫捐了一个肾。那是录央视一档节目的时候,孩子的爸爸是一个鼓手,妈妈是一个歌手,生出来的儿子听觉障碍,爸爸为了给儿子攒钱换耳蜗,炒米饭挣了20万元,自己累成了肾病。在现场王芳给她的哥们儿打了个电话,那是一家私人医院的院长,他马上回复:我们用最好的设备给孩子换耳蜗,把那个钱留下让他做别的吧。我把消息告诉孩子爸爸,他一下抱住我,一个30多岁的男人号啕大哭。这样的故事给我十天我都讲不完,帮助人的事我一干就是十年,其中有七年的时间每天最少要做三件。”

 

  55岁拜师学书法,第一天拿起笔就能左右手同时写

  2014年,王为念拜了一位师傅——书法家王学胜。虽然有着一位书法家父亲,但王为念并没有随父学习书法,“我没跟父亲学过书法,也从来没练过字,但我第一天拿起笔来,就可以左右手同时写,很感谢上苍对我的眷顾。”对于这个徒弟,号老莲的王学胜用谦虚和勤奋来形容。“我认为王导有写书法的潜质,既然两只手对他来讲都是从零开始,不如打破惯常的思维,建议他先练左手。他接受我的建议后,通过左手开始书写,写完以后信心大增。王导事情太多,具体练字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但是他非常的谦虚、非常的虚心。在八一厂院儿里录节目的间隙,哪怕有一个小时,晚上十点十一点,乃至于十二点,他都会打电话来问:师傅啊,你休息没有,没休息的话我现在有一个小时透透气儿,我过来坐会儿。他跑过来那真是抓紧时间写,宣纸让他用了好多,真的是很下功夫。我的年龄还没有王导大,但是他在任何场合儿都是恭恭敬敬地叫我师傅,他对于老师、对于文化、对于艺术的尊重是非常少见的。”这种尊重正是王为念这么多年来好友满天下的一大原因。“到今天为止,全世界任何一个打来电话邀请我去的人,不管他是总导演还是副导演,即使是再小的导演,我也一定会在短信上留三个字:辛苦了。在职场生存的时候别人总给我机会,跟我的这种状态是有关系的。”

 

  遗憾不能陪伴父母   教育儿孙要先敬老

  王为念是家中的老二,也是家中的长子,虽然分隔两地,但一家人的感情很好。“我们家的家风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与人为善;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与人为善,不争不抢。我们家永远是谁着急谁吃了饭先走,家长永远是替孩子考虑。”为孩子考虑的父母一年总要来北京一两次,一来就忙里忙外不闲着,每当二老在身边的时候,王为念的朋友圈就充满了“有妈的孩子是个宝”的幸福与满足。虽然不能守在年近九旬的父母身边尽孝,但王为念的心始终和父母连在一起。他为父亲写回忆录、写话剧、办书法展,还演唱了好友刘尊作曲、父亲王承图作词的歌曲《爸妈》。“有一天晚上,我妈说:为念,你爸爸这几天经常半夜就醒了,一直问我,为念在我身体健康的时候,还有可能唱我写的那首歌吗?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一定要为我的爸爸唱一首歌,让他知道他的儿子有多么爱他。”对于母亲,王为念总是把她打扮得美美的。“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有首饰就给妈妈留着,我妈喜欢臭美,她的东西能摆一床,大部分都是我送的,她会假装说不要,你真给她,她马上就拿起来了,还是很高兴的。” 工作之余,一有时间,王为念就带着父母去旅行,离休后的老两口全国走了30个省市,还旅游了亚洲八国两地、欧洲八国以及美国。王为念的父亲王承图感慨自己60岁上北京游乐园坐“过山车”,70多岁在泰国乘坐汽艇牵引的“降落伞”,在三亚潜海到10米以下,在甘肃鸣沙山从两千米高滑下,过了一把“老顽童”的幸福生活。 如今王为念的父母已经相守度过了钻石婚,身体都棒棒的。“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们不愿意长期住在北京,我又不能长期离开北京,到现在他们都不允许我给他们雇一个阿姨,自己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今年元旦,忙完工作的王为念又赶回太原,陪伴在父母身边,并专门设宴感谢“照顾爸妈比自己还多”的隔壁邻居夫妇。对于敬老,他不光自己以身作则,还教育儿子、孙子像他一样做。“我跟儿子讲,我一定以你爷爷的感受为准,孙子就得往后排,将来希望你也这么对我,先敬老。”

 

    

  【后记】

  身为太原媳妇儿,和王导算半个老乡。在他的身上,充满着山西男人的淳朴善良和坚韧不拔,正是这种善良的品质和不服输的精神让他一路走到了今天。采访中,王导的手机一直在响,不是微信就是电话。交友广泛的他兼任着节目的明星邀请工作,于是,为了一期节目的惊喜嘉宾,他联系了一位又一位的好朋友。鞠萍姐姐打来了电话,关凌笑着说“粉丝”妈妈能见到王导又该高兴了,蒋大为则开玩笑地让他请客,调侃着要和他一起活到173岁……从熟稔的语气和轻松的谈笑中,不难看出王导在娱乐圈里的好人缘。这样累并快乐着的生活就是王为念的日常,已近花甲之年的他精气神丝毫不输小伙子,最近几个月的微电健身让他的身材更健美、身体更健康。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精彩了半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吗?王导想了想,说:“还想拍部电影,一部别人没有拍过的电影。”一生追求与众不同的王为念未来又能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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